看他为难，派来指导的老师只好帮他写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广州1次2人，合计1.9万。”
未来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个总额，但被告知那样不规范，不会被批准。
这一“合乎规范之举”，在随后的四年，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实际的出差地远不止三个城市，差旅花销大大增加，占到了总资助额的50%多，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类别的预算资金填补。2013年5月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这是严重违规行为。
“我有什么办法？”王亮只能庆幸自己没被发现。
但被发现的明显更多，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3》中，通报的预算违规现象，就包括多起“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
以前不是这样的，王亮记得，1990年代时，课题预算不需要列举每一项具体怎么使用。当然，“那时候的项目经费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开始变得严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回忆道，这一年是中国科研体制建设的一个节点。
当年，一场震惊世界的科研骗局被曝光，中国学术界颜面全失——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用砂纸磨掉，重新刻上“汉芯”标志。这一拙劣而异想天开的学术造假，在3年时间内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鉴定，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开表示，将认真吸取“汉芯”造假事件的教训，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根治学术腐败。
这年底，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自此，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严防科研腐败。
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逐渐被“卡死”的。
刘军民说，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规定”。
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趋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点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谁的砂料，这些都要过问。”王亮说，这种“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
“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对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