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
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
《人民日报》曾将“挪用”的手段，归为“贪、吞、套、骗、假”，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
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时，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
在东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卡死”在纸面上
未来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是一份《项目预算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此外，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历经二十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
王亮说，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那个夏天，燥热的会议室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再用钢笔抄上去，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
一个填写的诀窍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
但王亮没有经验，不知如何下笔。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和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这让他犯了难，“我哪里知道未来四年，我要去哪里开会，去哪里调研，又和谁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