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里的那个青年余刚认为自己有“乐道于‘救人’”的知识分子情结。
他讲述自己在某市遇到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故事，说的哥随身带着一个塑料袋，装有18种证件，说“哪个发证机关都是我的爹”；他披露1992年3月有农民因负担过重而自杀的事例，并透露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获悉后，立即批示“农民负担过重，在全国程度不同存在”；他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园地”节目中，开办“行政复议条例常识”专题讲座，节目播出后，先后收到群众来信一百多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映行政机关滥施、乱用执法权”。
他用“堕落”和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来调侃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社会做点事情，便甚幸矣”。
那个青年余刚最后这样结束自己的内心独白：“时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我倒以为，万物静观皆自得，未必就是“风景那边独好”，关键看你自己想发什么罗。你说呢，朋友？”
附录：
《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
作者：余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3年02期）
当时杂志配发的编者按如下：
说不清楚已是第几次了，三次也罢，四次也罢……，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这次经商浪潮，比往日哪次都来得“生猛”，中国人的内心正在失去往日的平衡与宁静，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各行各业千百万人纷纷融入这股大潮。可谓“十二亿人十亿商”。面对浩瀚商海，有人参与，有人不解，有人褒扬，有人茫然。
作为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青年，对此会作出何种评价、何种选择呢?此处发表一文，对此作答。
余刚的“独白”如下：
中南海不是世外桃源
中南海不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商潮，中南海的年轻人也绝非冷血动物。
粗粗流（应为“浏”，政知局注）览一下手头的报刊，单是那些火爆的标题，便足以使你眼花了乱、“心惊肉跳”。什么《教授卖馅饼》、《张贤亮侃下海新举措》、《郑振瑶下海尝鲜》、《“杨贵妃”下海》、《造就一批年轻的百万富翁》、《下海，知识分子的自救》，等等，不一而足。
同学、旧交见了面，往往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继而不无骄傲地告诉你，自己已是“江湖中人”，还冷不丁儿甩出个呼机号码，让你有事儿就“抠”(call)他。简直让你这个“岸上人”汗颜项背，自感惭愧。似乎下海者才是真男儿，不下海便不合时宜，便要落伍。着实让人有些困惑。
职业选择多元化是一种进步
曾有人对建国以来的中国服饰文化，作过这样的概括:50年代列宁装和布拉吉、60年代灰蓝黑主宰世界、70年代情有独钟“国防绿”、80年代穿西装戴瓜皮帽、90年代没有流行色。
其实，所谓“90年代没有流行色”，指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已开始摆脱千人一面、万人一色的服饰，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人开始懂得通过服饰来点缀自己，展示个性。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我们这个曾经是个性受压抑、舆论一律、强调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古老民族，并未从此在思想上彻底解放她的人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依然强调“无我”。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只有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时才能得到肯定，而那些仅仅对个体有益的行为则被视为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卑劣的。人们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最高指示顶礼膜拜。其结果是谈“我”色变。人们毫无个性而言。
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首先是解放了人，把人还原为个人。人们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在觉醒，开始注重探索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尤其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自我”在不断升值。人们越来越强调“设计自我”，“主宰自我”，宣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美国学者cw莫里斯在其《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描述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所鼓吹和遵循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竟多达十三种，什么释迦式、基督式、穆罕默德式、道教式，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我们的国度里，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红海洋”，这个世界五彩纷呈。因此，当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人们的反映是复杂的。有“哭着喊着要下海”者，也有“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汪曾棋（应为祺，政知局注）语)者，更有不惜以身殉道者。
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好恶来选择行为方式，我想，这即使算不上社会的进步，至少也体现了社会的一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