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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重返丝绸之路的几个重大问题

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明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大战略问题。没有一个大战略概念,很难去实施有效的丝绸之路。要把丝绸之路做成一个大战略,至少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大方面的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也同样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首先是南中国海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着海上主权冲突的国家对中国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把中国视为是威胁,因此开始“邀请”美国的“介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主要要处理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东南亚国家都是小国,天生恐惧大国。中国必须从小国的立场看问题才能处理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其次,海上丝绸之路还会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中国要通过东南亚,走向印度洋和非洲,印度是关键。作为大国,印度也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了印度的高度关注。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还存在着陆地主权纠纷。不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和印度不仅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的纠纷,而且能够找到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和印度相处数千年,并且都是很大的经济体,但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要走向非洲,如果能够照顾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必须确立丝绸之路话语权

  同样,中国必须确立丝绸之路的话语权。话语权很重要,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任何国家都需要软力量,大国更是如此。大英帝国和美国都确立了反映其核心价值观的软力量,对英国来说,是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民主自由。苏联在建立之初也试图确立其软力量,即共产主义。不过,后来苏联共产主义不仅在本国没有成功,向外推行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渐崛起过程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话语权的建设问题。在1990年代,中国先后围绕着“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建设国家话语。先是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但后来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过于敏感,就使用不太敏感的“和平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和平发展”的话语的确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至少是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崛起的主观意向。

  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担忧中国力量。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就没有对外在世界产生足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崛起的和平性质。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和平呢?中国历来强调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这无可非议。不过,对外在世界来说,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即使是事实,也显得过于抽象。人们还是想进一步知道,中国文化和文明何以是和平的?就是说,仍然须要说明传统上中国到底使用怎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现在又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从这个角度看,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国家和平崛起的话语权。

  或者说,丝绸之路既具有物质的一面,也具有精神的一面,贸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易,更是文化上的互动和交流。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丝绸之路都是历史上中国用来组织自己的国际关系的方法,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今天,中国重返丝绸之路,首先必须强调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方法。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这方面很不小心,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就是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这些概念包括“西南战略大通道”、 “桥头堡”、“西进”等等。明明是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想要做些经济上的生意(例如贸易和投资),但把它们上升到了军事战略高度。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为硬力量了。其实,如果人们对历史有足够的注意,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类似的概念日本人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就使用过。也很容易理解,这些概念对中国周边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就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因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性质。而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这一点为中国重返丝绸之路奠定了历史和文化基础。因此,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再也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否则就会同样遭到不必要的阻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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