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及禁止用枪情况。 （李伯根/图）
首先，根据相关规定，枪支严禁“人枪分离”，这意味枪一旦到警察手中，就得24小时携带——不能放在家中，也不能出入饭店、商场、歌厅等场所，不能参加朋友聚会，更不能交给没有持枪证的人代替保管。作为“第二生命”，枪支一旦不慎丢失，对于警察而言，轻则纪律处分，重则脱警服坐牢。
如果在执行公务时开枪，则面临更大的麻烦——必须立即上报。检察院可能介入调查。而一旦成为调查对象，开枪的警察多会被同事嘲笑，认为是没事找事。
朱家明坦率地说，在抓捕嫌犯时，即使手中真的有枪，他也不会开，宁可让嫌犯跑掉。
在不愿持枪的氛围下，部分警察甚至不申请持枪证。山东省某县公安局法制科警察高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警16年来，她一直没申请持枪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她听到一位专家在上课时说：不配枪其实是对警察的保护——也是对领导的保护。
即使是被认为办案中最常用枪的刑警，工作时也多不配枪。山东滨州一名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时候，警察甚至宁可受伤也不愿意开枪，“受伤了组织还给你奖励，开枪你说不定还得坐牢”。
《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还要求，除非经过特别许可，警察进入北京市区时不得携带枪支。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名警察，他们均不知道该条款，同时认为该条款在实践中也没有意义。“谁会吃饱了撑得没事带枪去北京啊？”一名警察说。
根据相关法规，中国警察用枪的原则是“依法正确使用”。但是，何为“正确”，没有标准。据李大金说，在警察群体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共识：对于枪，最“正确”的使用就是“不用”，比“不用”还正确的是“不携带”。
两难困境
2014年5月15日，在公安系统“敢于亮剑”的氛围中，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警方将一个驾驶车辆堵镇政府大门的男子击毙，开枪警察当日即受到昭通市公安局表彰。
然而，与广州火车站警察击毙砍人者获得普遍赞誉不同，这起事件却引起舆论质疑。
事发后当地对外声称男子开车导致3人受伤，但据《新京报》引述目击者的话，当时该男子虽然手中持刀，但并未造成太大危险；该男子被警察击中之后，车辆失控导致3名路人受轻伤，三人均无大碍。
5月20日，镇雄官方对外通报称，当地检察院依法认定“民警开枪时机恰当、处置合法”。不过，通报也承认：被枪击的男子因经济纠纷上访无果堵镇政府大门；3名群众确属在民警对男子开枪之后受的伤；事发时有群众在现场围观。
根据《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处理一般治安纠纷以及群众上访事件时，不得使用枪支，在繁华地段也不得使用枪支。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云南警方近年来在各种涉枪舆论事件中一直饱受非议、进退维谷。警察一方面面临“不敢开枪”的指责，另一方面又承担“枪支滥用”的风险。
在昆明事件中，击中五名暴徒后曾一度纠结开枪是否“开对了”的特警队员，来自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同样是在官渡分局，曾因一起警察开枪事件惹上了官司：2007年1月22日凌晨，民警在追一名犯罪嫌疑人时，鸣枪警告无果后，开枪击中该嫌疑人并导致其死亡。事后，警方给予家属7万元民事赔偿。但家属仍将官渡公安分局告上法庭，索赔42万余元。据原告代理律师透露，原告最终打赢了官司。
2009年2月13日晚，云南省蒙自县公安局警察吉忠春醉酒驾车，因倒车琐事与他人发生争吵，继而相互扭打，吉忠春拔枪朝对方射击三枪，致其当场死亡。吉忠春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因认定有自守情节改判死缓。
吉忠春事件发生后，蒙自县公安局向全县人民道歉。一个月后，云南省公安厅出台了“六条警规”。其中对“滥用枪支”者，作出比公安部“五条禁令”更加严厉的处罚规定：对直接责任民警一律开除，负有责任的直接领导予以免职，分管领导予以行政记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直接领导予以撤职，分管领导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职，责成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然而，有持疑议者认为，由于该规定极其严厉，且没有对何为“滥用枪击”作出明确界定，故可能进一步加剧民警的“害怕用枪”心理。
2012年2月23日，云南省勐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对景洪市一个毒贩窝点实施抓捕，缉毒警察柯占军尽管持有枪支，但在与一名毒贩肉搏过程中，被另一名持枪毒贩击中牺牲，枪亦一度落入毒贩手中。
一年多后，昆明事件暴发，警方“不善用枪”的弱点充分暴露。而时过境迁，当警方内部强调“敢于亮剑”时，又发生了镇雄枪击事件，滥用枪支的指责再次将警方推至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