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有三大罪证，一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三大罪证是怎么来的呢？姚金果说，这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上做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概括的。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姚金果看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的存在，在有关国共关系重大问题上大包大揽，一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正值国民党二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只能要求中共做出让步，不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实际上是将中共推向‘在野党’位置，严重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既然这样，陈独秀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搅合在一起了。”姚金果说。
1926年，蒋介石发动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由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中国了解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然而，布勃诺夫鉴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担心此事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国共破裂，由此带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于是，布勃诺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措施，撤回苏联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顾问。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些排共提案能够通过，与鲍罗廷有很大关系。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更加猖獗。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再次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是，陈独秀也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时候和国民党分手，自己说了不算，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才行。
虽然此时陈独秀曾有过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他对蒋介石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蒋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场。另外，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
这个时候的陈独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与国民党分手。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这么做，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演讲称：“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分裂，国民党的核心在向左转。”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对此，斯大林如何解释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奉命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
“实际上，‘托派’是以联共(布)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但斯大林把它作为敌人来对待。”姚金果说。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学生王平一从苏联带回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看后，陈独秀思想受到很大触动，感觉找到了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