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重新确立公与私的概念
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堪在其经典巨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写道，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动机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理清公与私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但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与外界最大的文化价值差异就出在公私不分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的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有4个标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请。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008年，还在统计局负责国际培训工作的张仲梁前往联合国，与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会晤交流。在办公室里，沙祖康递给张仲梁一瓶矿泉水，并说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用工资买的。这让张仲梁大为惊讶：“在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为自己办公室内的水付账，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请人喝。这就是公私之间严格的界限。”
在张仲梁看来，中国社会长期公私不分，部分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不清晰。“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无私，似乎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既然我的所有都是公家的，那公家的所有自然也都是我的了。规则的不完善，让一些人在利益诉求的驱使下，滋生出了潜规则。人追求利益的诉求不仅为古典经济学所认同，也为社会生物学所证实，如果规则设计有漏洞，或者违规成本低，公与私的界限就会进一步模糊。”
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指出，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是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张仲梁认为，八项规定的出台，给重新界定公与私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社会层面来说，它让民众看到了规则可以这样制定，也让民众感受到了规则可以这么管用。而从政府层面来说，八项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八项规定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其现在表现出来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