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