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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拍文革纪录片 被拍者出狱50年不敢交朋友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按图索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单枪匹马采访到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最终剪出了这部135分钟的《罪行摘要》。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当年的恐惧至今没有消失

  于是,在《罪行摘要》里,14位“小人物”们在田间地头,在院坝酒桌上,向这位北京来的“小人物”讲述了一个个荒诞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人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秘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

  主笔_文涛 摄影_刘浚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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