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
原标题：徐星：用细节戳穿“文革”的谎言
1米88的徐星，蜗居在京城北部一个老小区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里。那是他去世的父亲留下来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失去“铁饭碗”后，徐星的档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办不了低保，连这间小房子的继承手续，跑过很多次“有关部门”，一直也都办不下来。他反复用“三无人员”来定义这几十年来的自己。
徐星一穷二白，在住进这套小房子前，他在劲松的地下室生活过几十年。今年58岁的他，最大的财富，恐怕是所背负的沉重历史。他用笔，用摄像机，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而“文革”，是他最为痴迷的话题。
2006年，徐星开始从一个作家向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转型，时长80多分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以独立的视角横空出世。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 2008年，徐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强调。
而在今年，他又推出了讲述“文革”的纪录片——《罪行摘要》，这一次，14位“文革”中坐过冤狱的农民站在他的镜头前。
国家的弃儿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画家村题材时，认识了一位叫贾和震的画家。贾在“文革”期间被控“现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带了出来。 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均来自浙江，他们以各种罪名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登记表上的“犯罪事实摘要”一栏，罪名五花八门：包括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10年； 冒名撰写反革命信件，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20年；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20年。
“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还是纪录片，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比如刘少奇和老舍的遭遇，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农民这一块，基本没有涉及，其实，这个群体的遭遇可能最为悲惨和荒诞。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按图索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单枪匹马采访到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最终剪出了这部135分钟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这个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现场说。
他邀请到片中的三位当事人参加。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1979年以后对“文革”进行平反，所谓“落实政策”，农民基本是一个被无视的群体。
老人们回忆，在释放后，他们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农民们体谅国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么久，国家这么强大了，我们仍然没有等到赔偿，我从26岁到36岁，劳改10年，就没有一分钱工资？到哪儿都被拒绝，现在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了。”一位老人说。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说自己在监狱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折磨，名誉上也受到损失，在纪录片里，他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
这些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到的冷遇，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徐星看来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弃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