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徐星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81年复员回京后分配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1985年，这个清洁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来采访我，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来店里找我交流，不夸张地说，烤鸭店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徐星说。
这样的名气让烤鸭店的领导很不满，小店容不下大佛，“他们开始暗示我离职找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丢工作的人，社会上一般会认为你犯事儿了，比如偷东西、强奸什么的才会有此下场，没有单位到处会遭白眼。那时，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印象里，我是这拨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徐星说。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这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这个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学圈的沙龙，后来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徐星的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
“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我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徐星觉得，自己和那些坐过冤牢的农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国内去政府部门办事情的时候，永远会面对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里面的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绝望。”
徐星说，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后者他驾驭不了，“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