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从与自由民主
不少论者认为：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下，由于政治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已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由于公平选举已满足了民主正当性的基本要求，因此，公民不服从只有在某些特殊的、例外的情况下，方有可能是正当的。在一般情况下，公民应尊重民主过程的结果，而不该动辄诉诸法外的抗议手段。
这个看法，基本上可以给予肯定，但仍有斟酌与补充的余地。首先，在实存的自由民主体制，与自由民主的价值与理念之间，仍有段相当的距离。无论是黑人民权运动所要求的平等，还是倒扁运动所揭橥的公共政治道德，虽皆出之于自由民主理念，但却直接挑战(假)自由民主体制的道德短缺。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大言不惭的自由民主体制，都未能充分落实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道德短缺的现象，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政治不公平的现象，也同样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虽然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获得了形式上的保障，虽然有了定期的民主选举，但罗尔斯所谓“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从未真正实现。少数群体被社会多数压迫或排斥的情事，不仅层出不穷，而且推陈出新。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经弱势者的边缘化趋势也变得更加显着。如果政治自由的价值是相当不公平的，如果选举民主无助于矫正某些非常不利于少数或弱者的情事，那麽，诉诸体制外的抗争手段，也就不难理解。
此外，某些新兴价值(如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反核、性解放、和平主义等)虽未必(或尚未)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亦未必与自由民主理念相冲突。在当代自由民主体制下，不少人就和19世纪的废奴主张者或女权主义者一样，认为现实社会在某些方面相当不正义或不道德。例如，环境保护直到最近才变成(准)主流议题，但这是环保人士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努力的结果；他们的抗争手段，除了相对温和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外，还包括更激烈的直接行动。又如，动保人士也时而采取公民不服从行动，以凸显他们的道德诉求。以史为监，这类(过去或现在)非主流的、或并未(或尚未)取得高度社会共识的道德诉求，与自由民主理念并非无法相容，也未尝不可以成为公民不服从的正当理由。
诚如政治思想家唐恩(JohnDunn)和华尔泽(MichaelWalzer)所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发现政治义务与守法义务是相冲突的。从国家或政权的角度，守法或许是人民最重要的政治义务。但在自主公民的道德天平上，其他的政治义务(如正义的义务、反压迫的义务、落实自由民主理念的义务、追求道德进步的义务等)有时比守法的义务更具份量。坚持守法义务永远凌驾于其他政治义务之上，是绝对国家的观点，是顺民或小老百姓的观点，但不是自主公民的观点，也不是自由民主的观点。
作为一种例外的、法外的抗争手段，公民不服从的正当与否，首先取决于其具体道德理由的正当与否。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公民有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等基本权利；某些政治言论(如某些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言论)虽未必是道德的或对的，但仍属于合法的权利行使。在此，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某些不道德的言论，仍受到法律的保障。相对于此，正当的公民不服从，首先必须建立在正当的道德理由之上。
试问：如果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诉诸公民不服从，跑到穆斯林或犹太或黑人社区去违法抗议(如围堵)，这种公民不服从有可能是正当的吗？当然不。法西斯主义者的某些不道德言论，或许是合法的；但法西斯主义者的公民不服从不仅违法，更毫无可能是正当的。正因为公民不服从是例外的、体制外的、法外的行动，它的正当与否，首先取决于其具体的道德理由。若其理由明显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或与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则公民不服从不可能具有道德正当性。
此外，即使道德理由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不表示行动者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几项基本的正当性要件在于：第一，体制内的管道已无济于事或缓不济急，或可以合理地相信如此；第二，公民不服从行动有助于目标的达成，或可以合理地相信如此；第三，目的与手段之间合乎一定的比例，或可以合理地相信如此；第四，在同样有效的手段之间，采取代价最低的一种，等等。不过，这些形式要件只是协助吾人进行道德思考的指南，而非刻板的定论。雷兹(JosephRaz)即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违法的公民不服从(如瘫痪交通一天)比起合法的连续罢工(如罢工一周)，要更具正当性，因其更符合比例原则。换言之，合法或违法，体制内或体制外，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考量。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行动者必须基于责任伦理，审慎评估行动的可能后果，但公民不服从的正当与否，终究不能完全从其“后果”来判断。有人说，黑人民权运动破坏了“社会和谐”，主动“挑起”了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使美国社会付出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此类说词或许不无几分真实，但是，究竟谁该为这些“后果”承担起主要负责？从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来看，无论是种族隔离与压迫，还是强制年轻人去越南从事侵略与反人道行径，都是极不合乎正义的情事；尽管抗争者的某些手段或许不够明智，但总的来说，政治责任仍相当清楚地落于不正义的一方。
在比例原则的诠释问题上，自由民主理念并不是道德中立的。正如罗尔斯所指出，“我们无从彻底避免分裂性争斗的危险，一如无法排除深刻科学论争的可能。如若正当的公民不服从彷佛威胁了公民的和谐，责任并不在抗议者，而在滥用权威与权力的一方……。动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明显不合乎正义的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力量；对此，人们有权利适时地起而反抗。”[2]倘若实存的(假)自由民主体制严重偏离了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人们理应选择扞卫、落实核心价值，而非维持不正义体制的稳定。这，正是“自由民主”的真谛。
“公民不服从”与“自由民主”真的难以相容吗？答案在于：正当的公民不服从，正是自由民主精神的具体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