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态的公民不服从
在当代西方社会，“公民不服从”已广被理解为某种非革命性的、非暴力的、违法或接近法律边缘的有限抗争。近年来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公民不服从也开始呈现出更多不同于以往的样态。
比方说，过去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不仅强调非暴力，也比较容易与暴力抗争区隔开来；但晚近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不然。同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反伊战运动、英国的反人头税运动、法国的反就业法运动等等)的参与者，往往来自四面八方；其中除了合法示威者外，还包括不排除违法、或即使违法也要继续的和平抗议者，以及积极非暴力路线的拥护者(准备越过封锁线，迎接警方的暴力相向，不排除行使自卫)，再加上少数准备进行暴力破坏(如毁损商家)或与警方大干一场的激烈分子，以及中途跑来插花的暴民和愤青。同一个运动场合，一开始通常是合法的示威抗议，然后逐渐演变成违法抗争，乃至以警民冲突告终。这样的运动，仍广被认定成“公民不服从”(若绝大多数参与者未主动使用暴力)。
以英国的反人头税运动为例，它被喻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却很难让人联想起甘地或金恩。自1989年起，为了抵抗柴契尔的人头税政策，英国公民开始祭出各种合法或违法的抗争手段，包括拒绝缴税在内。在1800万人拒绝缴税之外，街头运动的最高潮发生在1990年3月31日。当天下午2点左右，20万抗议群众从集结地点出发，游行到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把邻近区域挤得水泄不通。正式的抗议活动在4点左右告一段落，但随即出现的镇暴车以及警方的驱离行动，却使得部分群众情绪高昂，最后演变成警民之间的肢体冲突，还有部分暴民对沿路商家和街车进行破坏。这场所谓的“特拉法加之战”，虽以暴力冲突作收，但广被视为是一场成功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它引发了保守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柴契尔最后黯然下台，人头税政策也随之遭到取消。
这种集合法示威、违法抗争、警民冲突于一身的“公民不服从”，不仅发生在英国，更经常出现在法国；近年来朝气蓬勃的反全球化运动，其实也不例外。基本上，就算绝大多数运动参与者皆非暴民，发生有限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还是难以完全排除。不管是为了凸显抗议对象的可恶，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还是为了贯彻积极非暴力的运动路线，部分抗议者总是不愿主动离去。只要警方在上级指示下开始镇压或驱离，警民冲突的场景即难以避免。但通常来说，这种暴力冲突既是有限的，也是警民双方都可以预期的；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了一种“收场仪式”。
进一步看，这种新型态的“公民不服从”不但难以排除有限暴力的发生，甚至就连更根本的运动精神，恐怕也与甘地或金恩大异其趣。甘地要他的追随者打不还手、承受苦难，但某些打不还手的反全球化团体，却戴上防毒面具与御身盔甲，以便在遭到催泪瓦斯或警棍攻击时得以自卫。甘地主张无条件被动承受法律后果，但晚近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多半有辩护律师团，甚至自行组队在运动过程中录影存证，以免遭到警方栽赃。甘地要运动参与者心中有爱、自我净化，但晚近较大型运动的参与者，多半不受任何运动组织的规训或约束，且往往呈现出高度自发、动机多元、表现多样等特质。诸如“柴契尔下台”、“小布希是刽子手”、“打倒WTO”之类充满义愤的运动口号，以及较为轻松欢愉的运动场景，虽皆与甘地精神格格不入，但很难压抑，也压抑不得。
显然，这些新兴现象皆有其一定的现实条件和时空背景，而无法从“参与者不懂公民不服从”或“这不是公民不服从”来加以解释。毕竟，任何政治范畴或概念的意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具体实践，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前述集合法示威、违法抗争、警民冲突于一身的大型群众运动，之所以仍广被界定成“公民不服从”，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任何参与人数以10万计的群众运动，即使从头到尾都是合法抗议，也已经算是相当严厉的政治与道德指控。正因其对某些不公义情事已忍无可忍，且具高度的道德说服力与动员力，所以这些大型群众运动实已具备了“公民不服从”的重要特徵及动力。从其道德诉求与动员规模来看，这种逼近法律边缘的、不排除违法抗争的“准公民不服从”，很容易、也往往跨越了法律界线。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并未主动使用暴力，所发生的暴力冲突亦属有限，因此不足以影响对运动基本属性的认定。
倒扁红潮的“准公民不服从”属性
过去一年来，陈水扁总统身边的亲信、家属接续爆发弊案，再加上他一连串的失态与失言，各界要他下台的呼声前仆后继、愈演愈烈。反对党在6月份推动罢免，但未能成案，这是第一波。亲绿学者在7月份呼吁总统辞职，未获得正面回应，这是第二波。在宪政管道业已堵塞，朝野政党又无法化解僵局的情况下，施明德号召公民动用其基本民主权利，在9月份自行上街抗议，这是第三波。若非体制失灵，无力排解民怨，不会有百万人走上街头。
但民怨何以如此沸腾？其道德正当性何在？亲绿学者从维系政治道德的角度，要求陈总统承担起政治责任，主动辞职下台。但陈总统的失德，何止于政治道德？很不幸的，在纵容贪腐与滥权之外，陈水扁还广被认为是一位说谎成性、不诚无信的国家元首；这些指控实已超越了政治道德的层面，而牵涉到任何社会人群都必须赖以维系的，比起政治道德更为根本的社会道德底线。倒扁运动特别强调“耻”之为德，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在倒扁运动中，女性的脸孔远多于男性。这个现象引起了诸多揣测，因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一般较不关切政治事务。对此，一个并非不合理的判断是：正因为女性肩负着教养下一代的主要责任，正因为女性更关心“生活世界”而非政治事务，所以更加难以容忍社会最基本道德价值的败坏。若然，“倒扁”虽看似针对陈水扁个人，但其背后的道德呐喊不可谓之不沉重。
一般来说，运动的诉求愈是能够触动社会成员的正义感，抗议的对象愈是严重偏离了社会大众所理解的公义，运动的道德说服力也就愈高，动员力道也就愈强。在现实世界里，除非某些现况被认为严重抵触了公理与正义，否则几无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如此，反人头税运动如此，反伊战运动如此，倒扁运动也是如此。
正因其对现状(阿扁之不下台、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之沦丧)的批判相当猛烈，几已到了忍无可忍的道德临界点，所以倒扁运动实已具备了“公民不服从”的重要特徵及动力。虽然倒扁红潮大体上仍属于合法的抗议活动，但也已经称得上是某种逼近法律边缘的、不排除违法抗争的“准公民不服从”。
倒扁运动在台北市的各项集会游行活动，大体而言是合法的。比较明显的违法行动发生在10月10日(未经申请许可的忠孝东路游行、少数参与者夜宿忠孝西路)与11月3日(未经许可即前往凯达格兰大道静坐)，皆与颇不合时宜、有违宪之虞的集会游行法有关。在这些零星的违法行为外，倒扁运动并未采取更积极的违法抗争手段。但假使倒扁运动果真具有高度的道德正当性，那麽，支持这个运动的道德理由，也将足以正当化某些更积极的、更具实际政治作用的公民不服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