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赵博超已经记不清自己３月份参加了多少次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的新闻发布会。一个４个月前才初次驻外的年轻记者，在过去一个月里见到驻在国总理的频率“高得有点不正常”。
“３月８日早晨的那场新闻发布会我至今难忘，”赵博超说。那天上午，他发出本应早晨抵达北京的马航３７０航班“失联”消息后，立即赶往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的萨马萨马酒店，参加马方为此次事件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当时，他还不知道，马来西亚方面当天将在这里举行４场新闻发布会。在这之后，类似的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天一场。这些发布会，他一场没落下。
他更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宣武门新华社总社，闻讯从两会报道现场赶来的新华社副总编辑彭树杰，已经在国际部发稿中心主持召开了马航３７０航班事件报道的第一次紧急会议。这样的会议，在事件高密度报道期间变成了每天一次。
报道重大突发事件，通讯社的记者编辑并不陌生。但由于这架下落不明的航班上有１５４名同胞，前方采访的记者、后方编稿的编辑更多了一份关心，添了一份焦急。分析预判事件进展、调动国内外采编力量、调查飞机行踪、报道搜寻情况、追问事件真相……新华社启动了应急报道机制。
【报道，困惑中的无奈】
在年轻记者赵博超奋力进行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之时，新华社军分社记者白瑞雪正在北京整装待发。３月９日早晨，她赶到三亚，追上了高速南下的中国海军井冈山舰。
在白瑞雪追上井冈山舰的同一天，也就是客机失联的第二天，常驻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视频记者幸培瑜和摄影记者吕小炜登上了越南富国岛。之所以来到富国岛，是因为这里是离马方权威消息宣称的客机失联地点最近的陆地，是因为这里是越南援救行动指挥所的所在地。
随后，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蜂拥而来，最多时有上千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搜索将从越南开始，也将在这里结束。
但事态的发展却让人困惑、让人无奈：
——新华社驻守河内、胡志明市的记者四处采访国防部等关键部门，在富国岛的记者则想方设法登上越方的搜寻飞机，不放过一丝线索；
——马来西亚国防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面对记者的追问，不断传出各种相互矛盾的讯息；
……
作为第一批登上富国岛的记者之一，幸培瑜说，他赶在上千其他记者之前到了富国岛，最后却发现自己在离事实最远的地方忙了快十天，挺不甘心的。
不甘、甚至愤怒，或许不是他一个人独有。失联消息传出，作为客机所有方的马航与马来西亚方面自然而然拥有搜救与调查的主导权。而新华社在起始阶段，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马来西亚的官方发布消息进行报道。
没想到，这种常规性做法却让我们的报道陷入被动。无论是军方雷达显示客机有折返迹象，还是客机失联后到底飞了多长时间，马来西亚方面不是否认，就是表示无法判断真伪，有时甚至给出自相矛盾的说法。
对信息的饥渴，在网络上催生出“谣言－否认－谣言”的循环。仅８日当天，就出现了客机降落南宁等数条传播较广的谣言。此后，“飞机已在秘密地点着陆”、“两人冒用护照登机”、“雷达显示飞机折返”、“机师邀女子入舱”，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满天飞。
在一篇记者手记中，新华社驻河内记者杨威写道：“作为一名记者，追求更多的信息是本能，但能从众多信息中分辨出什么是真实有用才是本质……我只想守护一份真相，也想守护每一个等待的人的心灵。”
虽然始终被圈在真相的外围，但幸培瑜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无用功。
“对越南搜寻工作的报道是有价值的，”幸培瑜说，正是这样的报道，让全世界看到了越南作为一个失联事件相关国家做出了哪些努力，这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力，也为各方通过不同渠道发布信息倒逼相关方采取行动起到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