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身份>>
我退休时
只是个处长
齐鲁晚报：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
胡木英：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可能大家以为“红二代”肯定是高官，其实不然。
齐鲁晚报：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
胡木英：延安儿女中，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富豪，但那是少数人。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还有很多“红二代”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
齐鲁晚报：不可否认，在很多人眼中，“红二代”会有很多特殊待遇。
胡木英：这是想当然的认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文革”时下乡劳动，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床上都是跳蚤，打都打不完。
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江山”，继承特权，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工作，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
齐鲁晚报：这种“草根”身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胡木英：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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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见习记者 张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