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您曾说传承延安精神，是延安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木英：作为“红二代”的我们，理应承担起传承的历史使命。我们很少像其他孩子那样享受到父爱和母爱，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为革命流血牺牲了，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所以从懂事起，我们就受到革命的熏陶，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因此也更坚强。同时这种延安精神，我们也体会得最深刻，有义务、有责任，当然也有能力去传承。
齐鲁晚报：你们是如何传承延安精神的？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平时会组织很多活动，一个月有好几场。比如优秀共产党员的纪念活动、组织唱红歌、观看红色题材影片并座谈等。
最近正在拍一部关于延安儿女的文献纪录片——《延安儿女的故事》，是由140多位延安儿女，讲述他们自己及父辈们经历的故事，反映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后代的。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历经7年时间，拍了这部32集的文献纪录资料片。
这部片子已经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查，我们今年考虑通过电视台或影院等不同方式向社会公开播放。
谈传承>>
为拍纪录片
得找企业“化缘”
齐鲁晚报：那这些年，宣传延安精神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演出、讲话、报告讲座、报刊宣传、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弘扬延安精神，传播延安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不少人曾对我说，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有谁听，何必呀？
齐鲁晚报：很多人不理解你们，是吗？
胡木英：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在一次大会上，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次团拜会上，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齐鲁晚报：那您为何还要坚持去说？
胡木英：作为延安儿女，我们再不说，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
齐鲁晚报：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胡木英：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资金、场地、人员联系、影像拍摄和制作，处处都很困难，还特别繁琐。我们不断找企业“化缘”，但前提是，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所以，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能节约就节约，能省则省。
不过，岁月不饶人，“红二代”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办事情更不方便。我们没有公车，都是坐公交、乘地铁，有的人光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
齐鲁晚报：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
胡木英：就拿《延安儿女的故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我们一遍遍地联系革命后代，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启动《延安儿女的故事》的70万元资金，就是在银行系统的“红二代”帮助下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