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民主
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现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的清醒态度。他们将民主视为有力、但不完美的机制：需要审慎设计，发挥人类的创造力，但还要制约反常的人性，确保机器正常工作，不断加油、调试、试验。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失败的民主试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秘诀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的诱惑——赢得大选以后，多数派即可为所欲为。印度从1974年（除了实施紧急状态的那几年）、巴西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都得以保持民主政体至今，原因都只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
强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够促进长期稳定，还可以减少少数派篡权的机率。它还能够支持打击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祸根。相反，新兴民主国家受挫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民选领导人逾越权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名义。穆尔西想方设法要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塞进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削弱了乌克兰议会的权力。普京以人民的民意践踏了俄罗斯的独立机构。若干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实行残暴的多数主义——取消总统任期限制，或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 穆塞韦尼2月24日所做的，惩罚同性恋行为。
这类反自由的行为发生时，即使受到该国国内大多数人支持，外国领导人也应当大声喝止。但是，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设计者：他们应当看到，对于健康的民主政体而言，强有力的分权制衡的重要性不亚于选举权。甚至谋求独揽大权的政客也应当从埃及和乌克兰吸取教训：要不是穆尔西和亚努科维奇谋取权力，激怒同胞，前者就不会呆在监狱里，被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后者也就不会流亡海外。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全球化和数码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体制变得陈旧不堪。制度完备的民主国家需要将自身体制升级换代，解决本国问题，重新拾起民主的国际威望。某些国家已经开始有所准备。美国参议院采取措施，加大参议员阻挠提名的难度。一些州引入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还有别的措施。改革政党资金政策，公布所有金主的名字，这也许能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可以要求议员提供公款开销的发票。意大利议会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议员，上下议院权力过于均等，导致任何议案都难以通过。 可是，改革者必须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最好办法是限制政府项目数量。解决政治厌倦情绪的最好办法是政客们少说大话。质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国革命。“建立人统治人的政府过程中，”麦迪逊提出，“最大的困难是：你必须先让政府控制民众；然后让它控制自己。”有限政府的概念是二战后民主复兴的必要因素。《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设定了各国政府不可践踏的人权与规则，即使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这么做。
这些分权制衡的理念乃是出于对暴政的恐惧。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杀民主的敌人越来越隐蔽。一个是政府规模。政府持续扩张，导致个人权利受损，特殊利益集团受益。另一个敌人是政府允诺空头支票的恶习，要么是发放根本承担不起的福利，要么是发动赢不了的战争（例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都必须认可限制政府扩张权力的欲望。譬如，央行的独立决策成功遏制了1980年的通货膨胀。现在正是时候，应当在更大范围内限制政府权力。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一样，都需要对民选政府进行分权制衡。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限制。他们可以严控财政支出——例如瑞典已经承诺根据经济发展平衡预算规模。他们还可以引进“日落条款”，强迫议会每十年重审一遍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求超越党派利益的委员会来设计长期改革方案。瑞典的独立委员会提出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大私人养老金份额，根据人口预期寿命调整退休年龄，使得该国的养老金体系免于崩溃。智利在协调铜产品市场活力与民众希望分享利润的呼声之间做了很好的协调工作。该国还实行严格规定，确保适应经济周期，指定专家委员会分析市场涨落。
对于虚弱的民主国家来说，赋予智者与好人以更大权力，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不尽然。无私的规则可以防止人们选择导致破产和社会停滞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护少数族裔免于迫害。但是，技术官僚的统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财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领域，权力应谨慎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一些权力向上集中，由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决策，那么另一些权力则应下放给普通民众，以取得制衡。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国家面临的两股力量——上层的全球化，下层的微观权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够增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
托克维尔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镇集会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就像小学的科学课一样；它教导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享受民主。”市长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国性政客的两倍。现代技术能够帮助实行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镇集会，推动公民参与与创新。过度的网络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复复的投票）可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但技术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打个比方，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可以评估发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某些地方政府正在逐渐取得平衡。最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加州的直接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审议互相矛盾的政策，例如提高财政支出和降低税率，同时，封闭的党内初选和选区划分滋长了极端主义。但最近五年，加州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其中一部分是慈善家、投资家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的功劳。加州设立“长期规划”委员会，制衡选票的短期利益，还引进了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加州还成功实现预算平衡——州参议院主席斯坦伯格（Darrell Steinberg）称之为“近乎超现实”的成就。
芬兰政府设立了类似的独立委员会，为养老金体系的未来规划建言献策。同时，芬兰尝试利用电子化民主：议会必须审议任何超过5万人联署的动议。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结合技术官僚与直接民主，上层与下层的代表性——如果民主想要恢复健康的话。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 亚当斯曾说过：“民主不会永远存在。它会衰弱、耗尽，然后自杀。从来没有哪个民主政体最终没有自杀。”显然他错了。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但如果民主还想延续20世纪的辉煌战绩，它必须在幼时得到一丝不苟的呵护，成年后孜孜不倦地雕琢。
《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3月1日一期封面
（本文为《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3月1日的封面文章，原标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观察者网 朱新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