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历史轮回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机，其二是中国崛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数十年来持续发放福利，任凭债务不断升高，政客们以为他们已经超越了繁荣泡沫的循环并解除了风险。许多人对本国政治体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当银行家们为自己订制高额奖金时，各国政府却掏出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纾困。金融危机让华盛顿共识招致新兴世界齐声谴责。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观察到，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紧密控制，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国领导人每十年左右换一届，按照完成施政目标的能力选拔干部。
批评者们谴责政府用各种措施控制民意，无论是关押异议者或审查网络言论。他们批得没错。不过，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决心反过来也证明了对民意的关切。同时，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困扰民主国家数十年。例如，中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2.4亿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这要比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人口多得多。
许多中国人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忍受现行体制。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Survey of Global Attitudes）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提出，民主正在破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轻视决策、还产生了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北京大学的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简单事情“过于复杂和琐碎”，让“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观察到，“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中国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东南亚（越南），都在严肃对待这一意见。
什么更重要？财富还是权利？
面对2000年以来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绪，中国的发展显得更加强势。俄罗斯的民主派首先遭遇重大挫折。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不可阻挡。1990年代，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几步。但1999年末，他将权力移交给普京——一名克格勃特工。从那以后，他分别两度担任总理和总统。这位后现代沙皇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民主实质，遏制新闻自由，关押反对派，同时，他还维持着表演——每个人都可以投票，只要让普京先生获胜。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等地的独裁者依样画葫芦，没有完全抛弃、而是维持着民主的假象。这让民主的信誉进一步受损。
另一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领导的侵略战争结束后，传说中萨达姆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兑现。随后，小布什又把战争的借口换成了自由与民主。“自由国家协同一致推动民主，乃是敌人失败的先声。”他在总统连任讲话上说。这已经不只是机会主义了：小布什真诚地相信，只要独裁者主宰中东，这片土地就是恐怖主义的土壤。但这让民主进程遭受重创。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民主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遮羞布。现实主义外交家则认为，当前伊拉克日益动荡的局势再度表明，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进程是社会不稳定的解药——美国一旦放弃领导权，社会就动荡了。而福山等清醒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将其视为民主水土不服的又一例证。
第三个严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2011年垮台，浪潮般的抗议活动让人们看到希望，以为民主将在中东地区传播开来。但颂歌随即变成悲鸣。埃及大选的赢家不是自由派（各立山头，荒唐得让人绝望），而是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把民主当作赢家通吃的体制，将穆兄会塞入政府，赋予自己几近无限的权力，创建穆斯林永远占大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军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选总统，关押穆兄会高层人士，杀害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埃及局势与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无政府状态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时，民主阵营的某些新成员成绩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体制以来，一直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该党越来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将温和的伊斯兰教与繁荣、民主结合在一起，而现在正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孟加拉、泰国和柬埔寨的反对党要么抵制大选，要么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维持民主正常运转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那种以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发芽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虽然民主如小布什和托尼 布莱尔所说是“普世的追求”，但它还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实践。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在建立复杂的政治制度很长时间以后才落实选举权，实现强有力的公民组织和宪法权利，而西方社会一贯珍视个人权利与司法独立等理念。
不过，原本视为民主范例的体制最近几年却变得过时而无用。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这个国家如此痴迷于党派之争，以至于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分割选区以谋取选举优势的行为也侵蚀了美国民主。这种行为鼓励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只顾吸引“死忠”选民，抛弃了大量的普通选民。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民主是可以卖的，富人权力比穷人大，尽管说客和金主们宣称政党开销是在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是，美国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冲击。
欧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样。1999年引入欧元主要是技术官僚的决策；只有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都是否决）。巩固欧盟权力的《里斯本条约》遭选民们错误地投票否决。欧元危机最困难的日子里，欧元精英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取代民选领导人。欧洲议会修补民主赤字的努力失败了，这一机构本身遭到忽视与鄙夷。欧盟已成为孕育民粹主义政党的沃土，荷兰自由党的基尔特 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等人宣称，将捍卫普通百姓，对抗傲慢、无能的精英。希腊的金色黎明正在考验民主国家对纳粹式政党的容忍限度。原本用来遏制欧洲民粹主义的机制，如今却让它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