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坏脾气
甚至在民主的心脏地带，它也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纪晚期以来，民主通过民族国家和全国性议会得以体现。人民选出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行使国家权力。但这种安排从上到下均遭到冲击。
从上层来看，全球化改变了一国政治的根基。国家领导人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例如贸易与金融。结果，政治家无法向选民兑现承诺。IMF、WTO、欧盟等国际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自然，人们会问：单个国家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偷逃税款等顽疾？政治家们为了应对全球化，丧失了审慎的品格，将权力送给某些领域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央行独立决策的国家数量从1980年的约20个增加到现在的逾160个。
来自底层的挑战更为严峻：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等民族可能独立，印度各邦和美国的市长们，他们都想从中央政府手中夺回权力。另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莫赛斯 奈姆（Moisés Naim）指出，NGO和说客等“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政治结构，无论民主或独裁国家的政治家日子都将更加难过。互联网让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便利；观众们每个星期参与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网民们轻点鼠标便可发出联署信，在这样的世界，每隔几年才轮到一次的政治选举越来越与时代脱节。英国议员道格拉斯 卡尔斯维尔（Douglas Carswell）将传统政治比作HMV——一家业已破产的英国唱片店——人们通过Spotify（一家流媒体服务网站）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但是，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底层，而是中间——选民本身。柏拉图关于民主的主要忧虑是市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乐”。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民主政府逐渐习惯于背负庞大的结构性债务，借钱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过财政平衡。金融危机骤然暴露了此类以借债度日的民主国家的真面目。
随着危机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缩小，政客们现在必须直面两难困境。经济持续增长、信贷宽裕的日子可没有这些烦恼。但政客们要想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那么他们的选票箱将会很难看。增长放缓、财政吃紧，导致利益集团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西方世界展开。老人投票率比年轻人高，更有组织性（譬如强大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因此他们的选举影响力更大。老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许多国家现在面临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的斗争。
日益蔓延的厌倦情绪让民主雪上加霜。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仅仅1%的英国人现在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选民数量也在下降，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自1980-84年至2007-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
同时，“闹着玩儿”和“游行抗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010年，冰岛的“最好党”（Best Party）承诺将公然腐败，却赢得足够选票，成功走进雷克雅维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选民支持格里罗——一位喜剧演员。如果人们真是一无所求，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厌倦情绪也许是健康的；但选民实际上有很多要求。结果将造成恶劣、不稳定的影响，一方面依赖政府，一方面却鄙视政府。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政府过度扩张、背负过多债务，而鄙夷的情绪剥夺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机能失调与坏脾气接踵而来。
心脏地带的民主问题有助于解释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难。20世纪民主之所以运转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霸权：其他国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领袖。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和欧洲失去了榜样的魅力和推广民主的胃口。奥巴马政府现在似乎被恐惧所缠绕，害怕民主会造成政权腐败或帮衬圣战主义者。既然美国政府连预算都通不过，更谈不上对未来的任何规划，那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把民主当作理想政体呢？既然欧元国家的精英们为了财政原则而踢走民选领导人，那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教诲呢？
与此同时，新兴世界的民主国家遭遇了发达世界的同样问题。这些国家也受到短期开销的束缚，拿不出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53岁退休，却造不出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印度给客户们小恩小惠，却没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的恶习所破坏。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 弗伦奇（Patrick French）写道，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资本家们都不再愿意支持民主：许多印度商业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乱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威权体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却。1920、1930年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来势汹汹：西班牙1931年恢复议会制时，墨索里尼将其比作在电气时代使用煤油灯。1970年代中期，西德总理维利 勃兰特声称，“西欧民主只剩二三十年的时间；然后它将滑落，失去动力和方向，陷入独裁者包围的海洋”。如今事情没那么糟糕，但针对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这一理念，中国造成的威胁远比共产主义来得大。
然而，中国令人震惊的前进步伐有其深层次缺陷。精英阶层变成自我循环、自私自利的小圈子。50个最富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拥有的财富总额达947亿美元，是50个最富有的美国国会议员的60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0%降到了8%，未来可能继续下降——对于依靠经济增长维持合法性的政权来说，这是巨大的挑战。
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的外表总是看起来比内在虚弱：表面上各种混乱，实际上却具有很多内在力量。产生新的领导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国家能够比专制国家采取更加新颖的策略处理问题，虽然寻找正确的政策可能来来回回花费很多时间。但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若想确保胜利，都必须打牢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