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迁的刚性需求
官员读博动机多样，不过，为自己提职晋升时多一个筹码是首要原因。
1980年8月，邓小平首次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官员的学历自此开始得到重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明确的规定。1995年2月，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进入21世纪，对干部的学历学位要求变得更高。2006年1月，中组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提出，“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据统计，在本届338名省级党委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的有85人，占1/4。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指出，官员博士化跟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文革”时期，很多人的学业都被耽搁，“文革”之后，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补学历”潮流。这一方面提高了很多官员干部的个人素质和行政办事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近年来这一潮流出现了异化，很多官员注重学历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据其观察，热衷读博的官员，厅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较多。在他看来，官员读博“真心为了学习、充电的不是没有，但极少”。因为在职读博会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是想充实和提高自己，完全可以采取其他学习形式。
相比以前，“干部教育培训”越来越多元化。党校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承担了培训教育党政干部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0月，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代替了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原来干部提拔必须要有党校培训经历的规定被取消，从此党校在干部培训上不再具有唯一性地位。这意味着，行政学院、普通高校等机构的教育经历进一步得到认可。
据陆群观察，在专业选择上，官员读博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专业为重点。汪玉凯曾指出，对提高官员的工作水平来说，公共管理硕士这类应用型的学位值得提倡，学理型的学位则没有必要。
“真正想去做学问的，则应该辞职专心读书和做学问。”陆群说。
官学利益联盟
“各种资本都可以交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呼吁叫停官员在职读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总结道：“官员读博未必是直接为了升迁的目的。在官员看来，只要有潜在的利益，都会去捞一把。”陆群也提到，现在文凭在干部提拔使用中并不怎么重要。
官员的博士身份并不仅仅是晋升的砝码，往往也成为其扩大社交范围、经营政商关系的“门面”。
以兼职北师大资源学院教授的沈培平为例，据了解，直到2013年，沈培平都兼任该学院下设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以及“北京普洱茶研究院”院长，后者由北师大与云南省普洱市政府共同组建。根据官网上的描述，该机构“主要进行普洱茶高端顶层设计”，截至2012年6月，已到位研究经费近1000万元，并为资源学院筹集了160万元的奖教教学金。而在2009年12月到2013年1月间，沈培平正担任云南省普洱市市委书记。
而季建业在攻读苏州大学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苏州大学的校董，并实际参与了学校与社会资源的整合。据媒体报道，2006年苏州大学部分校董来到扬州考察、洽谈招商引资项目时，时任扬州市市委书记的季建业，“委托”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王荣平介绍了扬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热忱欢迎董事们来扬州投资创业”、“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实现合作双赢”。
根据《苏州大学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苏大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校董们享有一些权利，如“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苏大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苏大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为董事来苏州公务提供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方便”。
评论人士多有指出，官员成为高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身份；而高校邀请官员加盟，则有助于提升学校地位，扩大学校声誉和影响力，甚至获得相关资源的倾斜。形式上是沟通交流，本质上是交易。陆群强调，这种交易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大量注水的官员文凭让学位含金量整体下降，草根学子的求学空间也被挤占。
展江曾在季建业学术造假被曝光后，撰文呼吁叫停官员在职读博。他在文章中写道：“笔者身在高校，深知莘莘学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之不易。我读硕士期间，一名26岁的同室在二年级时病故，留下农村户口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我读博士期间，一名聪慧过人的同学因过度用功而身心崩溃。我所知道的最悲惨的此类故事，恐怕是上海一所大学一位博士生读到第五年在写出论文前夜一头倒在电脑桌旁永远不醒。而在老季这边，家藏亮闪闪的一摞文凭，可是他可曾有过一天寒窗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