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现今，不少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突破口不仅仅是指能优先取得成就的地方，更指能带动、推动其他环节一同取得成就的地方。但对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来说，处处都是改革的硬骨头，各处改革自身都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更遑论带动、推动其他改革？其实，这样的地方是存在的，社会改革就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这一目标，改革的主要对象应是政府，通过改革政府加强其治理能力，并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健康的治理体系，在维持政府权威和有效治理能力的同时，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那么，如何才能促使政府进行改革呢？政府改革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看，除了中央的推动外，动力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市场改革对政府改革的倒逼作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就是充分发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倒逼作用。在邓小平的改革中，市场通过自身改革，促进政府建设和职能转变，中国政府职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全能政府到市场经济时代非全能政府的转变，政治体制也从全能型体制变革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权威型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开放和人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社会也从原来的封闭型社会变成了目前的有限开放的社会。
经济改革的牵引作用还强吗？
新一轮改革延用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这样的改革思路符合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观点。按照官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时，政治、社会等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变革。新一轮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进一步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传统公有制经济占据的领域。通过继续开放市场、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来激发改革活力和动力，并促使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实现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改革目标。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新一轮改革面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和邓小平时代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人心，经济体制的变革本身就受到多重制约，它的深入推进需要依靠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如果政治、社会改革不及时、配套，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本身难以实现，更遑论对政治、社会改革的牵引作用。从最近些年中国改革的情况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就是受到来自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利益集团、官僚体系、落后制度等的强大制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在新一轮改革中，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将会十分明显。
深化社会改革是突破口
正是意识到了新一轮改革的严峻性，改革者在思考寻找改革动力、特别是新动力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然而，深化的方向是什么呢？只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吗？在此，笔者认为，推动政府改革的动力，除了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市场，走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倒逼政府改革这条道路之外，还应深化社会改革，通过建设开放社会来倒逼政府改革。在建设开放社会、开放市场的目标下，政府的职能、权限和行为模式必然要进行调整。在社会、市场的双方倒逼下，成功建设现代政府、现代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
中国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在这三者中，社会是处于最基层的，市场隐藏在社会中，政府处于上层，承担管理社会和市场之责。在西方经济学影响下，我们通常都认为，经济发展要靠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政府要尽量减少干预，但这样的观点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有一个健康、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否则，隐藏于社会中的市场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府要深化经济改革，希望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社会机制不健全、社会不独立，百姓的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自由流动受户籍所限、法治也不完善，这种情况下一味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深化社会改革，建设开放社会，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