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转移
“客观地讲，中国的刑讯逼供行为最近这几年在明显减少，这一点我们要面对”，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顾永忠说，“现在揭露出来的一些严重的刑讯逼供冤案，比如张氏叔侄案，大概都是比较早一些的”。
“我认为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退步的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超过了公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王绍涛也感觉，“刑讯逼供已经向检察机关转移了”。
“我的一个同学，7天7夜坐在检察机关的凳上，后来待在一个5平米的屋子里，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出来一下”，他说。
看守所的刑讯逼供少了，其他场所的刑讯问题却凸显出来。新《刑诉法》强调了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用意，既有加强打击犯罪，也有减少逮捕、拘留”，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
监视居住本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实际上变成检察院自己来干，而且没有统一的办法，指定居所怎么会见、怎样讯问，以及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陈光中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主任徐国功办理的一起受贿案，“当事人已经被监视居住4个月了，却始终没能会见”。
避免刑讯逼供的最直接办法是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这已被写入新《刑诉法》中。“我看了十几个案件的录音录像，检察院的录音录像普遍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立新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录音录像都很短，但是笔录特别长，最极端的案件，讯问了二十几分钟，但是笔录做了48页”，毛立新说。
面对刑讯逼供，法学界还有一个“终极武器”，就是讯问时律师在场，但这又回到了刑事案件中辩护率不足的老问题。
过去7年，陕西省刑事律师人均年办案量，从1.56件下降到了0.86件。“一个律师年均办不到一个刑事案件”，陕西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耿民说，“在陕西，75%以上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是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
这直接带来了刑事律师生存的困境，“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咸阳一个年轻的律师做不下去，上吊自杀了”，耿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