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回忆，15年履职，她投给两高报告的多是反对票。
比如2009年，她代理的一起拆迁案，当事人几经周折也没能立案，她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程序才得以立案。这一年，她投给两高的就是反对票。周围几个代表得知“详情”，也投了反对票。
还有的代表投出反对票，是出于对当年发生的司法腐败案件的愤慨。比如2009年“躲猫猫”事件曝光；2008年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贪腐案发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投票结果。
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当年是全国人大代表，他2009年两会时公开表示，“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给最高法的报告打50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建国总结说，“很多问题不是两高自身的问题。曾经有一年反对票有800多张，差点没通过。这不光是对两高的意见，而是对整个国家法制建设，不公开透明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的怀疑。打官司找人、找关系，先做工作，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两高替地方背了‘黑锅’”
在部分官员代表看来，两高反对票除了上述两方面原因：因个案遭遇不公、对司法腐败不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两高替地方背“黑锅”。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曾表示，“各级地方法院都是各级人大、各级地方自己的。全中国那么多法院，那么多基层，如果有些什么问题，都让高院背起来，那是黑锅”，他同时说“反对票反映了大家依法治国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也表示过类似观点。2009年全国两会，广东团审议两高报告时，汪洋曾表示，“社会上很多问题通过两高的工作表现出来，都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非两高自己所能解决。”
但体制和机制问题，正在向好的方向前进。今年审议两高报告时，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了30年的省高院院长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官普遍感到近几年矛盾多、案件多、信访不信法、社会心态浮躁……“但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意味着，春天不会太远。三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等，我们正在往这方面走”。
不过，也有司法界代表坦言两会上曾遭遇“要挟”。去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浙江团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到，“个别代表以对法院工作报告投反对票来要挟法院，必须按他的意见审判处理案件。”
江苏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不怕代表提意见，就怕代表在会上交办案件。很多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在努力，减少人大、代表对个案的监督，出台意见，从整体上推动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