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在中央集权制度下面，中国漫长的朝代一直处于从衰退，半衰到兴盛，由兴盛进入到新的衰退，衰退以后，最后就是内忧外患，然后出现改朝换代，这样的一个历史周期。
从中国历代经济改革来讲，经济就四个问题，财政、货币、土地和产业经济。从历史上来看，现在还是这四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讨论这四个问题。克鲁格曼讲“中国经济现在开始崩溃”，我们的改革还有很多腾挪空间，根本没到崩溃那一步。
南方周末：中国当下的经济改革，能否逃出历史循环的怪圈？
吴晓波：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给出过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唐德刚教授也有“历史三峡论”之说，中国历史在秦朝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安定下来，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成不变地延续近千年；后来从清末开始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国，惊涛骇浪，战火不断，领土分裂，死人如麻，历时两百年，从1840年开始，我们可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过上富足安定的日子，完成转型，通过“历史的三峡”。
对于未来，我还是乐观的，中央政府打起了改革的大旗，尘封的大门已经打开，局面究竟会怎样转变，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南方周末：目前经济领域有许多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你觉得该如何解决？
吴晓波：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分权，二是均富。分权，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二是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从上世纪的历史来看，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为大放权时期，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从此形成“强中央、弱地方”的现状。中央财政财力越来越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
因此，重新切分“蛋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刻不容缓：通过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另外，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赢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
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财富分配极不公平。不同地区在户口、社保、看病、教育等的巨大落差，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继续改革的主题，将是在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南方周末：你说，“改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度，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为什么？
吴晓波：我在这里讲的是中国长期改革的任务及艰巨性。任何一个国家便如同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有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自转。在所有的文明体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经济的主客观原因，中国也许是自转条件最好、自转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经济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十四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
中国现在又强大了，14亿的人口有足够大的内需市场，我们现在对世界最大的需求是能源，煤、铁矿石、石油、粮食，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核能源、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如果能解决全中国的能源自给问题，粮食也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外面的任何东西，对世界没有太多需求，自己的生产能力足够饱和到内需消费的话，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再次“闭关锁国”？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当然，在今日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国民的现代意义正在苏醒，互联网的冲击正在发生，企业家阶层也日渐强大并发出独立的声音，这些都让今日中国变得越来越陌生和充满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