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所有的改革都是被迫的”——吴晓波谈历代经济改革
改革到今天，中国有1086万私人企业主，3000多万个体工商户，将近5000万人，这样庞大的有产阶级团队，在整个改革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他们居然是一群沉默的人，那是一个惊人而不可思议的现象。
未来中国继续改革的主题，将是在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浩荡两千年》出版以后，吴晓波应一家网站的邀请，就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做了一个系列演讲。在这个演讲的基础上，吴晓波花了一年时间，审视近两千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写出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
写完这本书，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历代的改革，都是被动式改革，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时，是不会改革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阻，国库没钱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会被迫启动改革。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联产承包、八十年代末期物价闯关、九十年代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税制的问题、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变革等问题……都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改革的。”
目前，新一届政府再次启动改革，中共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在沉寂多年后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日前，南方周末记者在杭州专访了吴晓波。
“改革这个词已经被泛化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叫‘改革’，一些反市场化的行为也用改革的名义进行。从市场化的角度看，改革已经被‘发展’为名掩盖住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数字，有时采取的办法是垄断，这是我们需要警惕。”
走不出的历史怪圈？
南方周末：历代经济制度，都是同时期政治制度的影子产物。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你发现了什么？
吴晓波：研究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我找到两个模型工具：一、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上和今天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这一模型体现在：中央集权，地方不满，中央向地方放权，权放多了，地方政府坐大，不听中央的话，中央政府弱势，变成一个讨饭财政，然后中央政府再想方设法收权，先是通过税制改革，操纵货币和信贷政策，再制定产业垄断、专营，控制经济产业的命脉。
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变革，前15年放权改革，后15年集权改革，也是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历史上，它们分别呈现为：1.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2.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3.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4.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南方周末：历代的政治问题，内在核心其实是经济问题，为什么？
吴晓波：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从“管仲变法”开始，中国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通过控制战略性、民生必需之物资，以特许、垄断专卖的方式，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中处于垄断或者主导地位。
再说汉武帝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历经了长期战乱，国贫民穷，国家采取经济开放政策，关税全部取消掉，国民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汉文帝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起来，地方诸侯势力坐大，和富豪互相勾结，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威胁，贾谊和晁错提出了削藩，引爆了“七王之乱”。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推行《推恩令》把权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手上，国家进而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垄断了钱币、冶铁制造，对盐业、酿酒实行专营，与民争利，中央政府超级强大，地方诸侯势力弱小，中产阶级破产，长年对外战争消耗了国力，最后社会混乱，盗贼并起，国民经济衰竭。
南方周末：一切历史是当代史。你在这本书中警告：“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为什么？
吴晓波：掉到历史的闭环逻辑的概率已经很高了。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从改革开放近30年来看，1980年代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财税包干，四大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各地兴建开发区，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强大了，私营老板和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了；1990年代，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收权，地方政府被边缘化，债务加大，经济的控制权，重新回归到中央政府手里，财富和资源，回到垄断专营国家资本手里。
随着地方政府财政的衰竭，创新能力的减弱，资本有产者慢慢从实体经济中溢出，变成大量的奢侈消费，通过各种手段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资本国际化，大量的资金流失到国外，然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开始停滞，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走向衰竭。
现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为人口红利和城镇化带来的红利，目前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但如果集权逻辑不被打破，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