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习近平的“董事长”地位
大公网2月19日讯 据本港媒体《成报》报道，随即将于3月召开的中国“两会”的升温，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领导集体中的治国风格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来自内地的民意调研已经证实人民心目中“习大大”的强势形象，针对官场的各种反腐和整治举措落实有力，振奋民心，同时有序开展的解放军内部各项整肃也支持了习近平牢控军权的分析。2013年实为中共中央全面控盘局势之年，其面对的“过去十年”里中国内地贫富分化演变为贫富对立、环境污染成本巨大、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法治边缘化、利益集团开始结帮固化、官商阶层和民众阶层加剧利益博弈等现实困境，曾让分析人士断言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到了危机重重的“十字路口”，这样的临界点在中共建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第二次是1976年，第三次是2012年，前两次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强势扭转，而第三次，习近平肩负起这一历史责任。
事实上，习主席主政以来，已在大刀阔斧严厉整顿官场贪腐，除昨天证实被查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外，还有早前被揭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常务副省长郭永祥、政协主席李崇禧、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等。相信，这种铁腕整肃还会陆续有来。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各自面对中国的“百废待兴”时，拥有相同的强势调整、中共党内一致拥护的政治威望、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对官僚体系错综复杂关系的洞悉。他们所各自面对的中国困境都充满内忧外患，都伴随经济发展的窘境困顿。这一切，在习近平主政中国时出现历史惊人相似的一面，如果以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决策者观察毛邓，其主政时环境的政治优势在于解放思想上面临一代更比一代复杂的局面，到了习近平此任，观念逆潮和顺流更是复杂诡异，多元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乃至军事外交路向脉络交错纵横，“发展机遇期”和“改革危急期”的重叠面对级别递进的棘手，需要同等强势的魄力。
如果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董事长身份喻之，毛泽东属于威权型董事长，中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分工“部长化”，团队管理定位中的CEO角色也由董事长兼任。而邓小平属于放权型董事长，“董事会”分工治理曾经各显神通，邓以导师角色纠偏航向，一直收放CEO的定位权重，团队分工意识清晰可见。
笔者观察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布局，以及其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改布局，延伸到刚刚开始的社会整饬布局，习近平形同于控权型董事长的角色身份非常清晰，治理中国的风格也更具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管理风貌，支持和策应CEO工作，在关键时点上运用制度设计中的主导权把控全域，不断微调内政外交局面，追求收放自如，张弛有道，这是“董事长”的工作，习近平正在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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