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一委”关键在控权
习近平上任初期，能否快速接棒上任在解放军中建立指挥威信曾被外界围观，公开报道中的他并未有甚麽惊人之举，但是从中国军方从武备到训练再到令行禁止的高效，已见其迅速掌控军权。而整饬中国官场风气配合反腐“打虎拍蝇”的长效进展，都透露出控权强势。其“董事会”成员各自拥有空间施展，很像现代企业制度里的董事长授权管理，而工作目标的设定处处显示出品质考核风貌。坊间已看到党政军各路工作推进有清晰的标准，而中长期目标在三中全会公报及随后公布的“决定”细项中已现清晰设计，科学化引入风格明显，印证本报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研判》系列报导中论述的政治管理路线。
三中全会决定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新颖机构被公认为习近平以“董事长”身份在关键节点上的控权之举，对比坊间传闻当年江泽民曾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该建议遭到内部强力反对，最后被迫放弃，习近平顺利设立国安委背后凸显了决策强势，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反恐联动机制决策上，国安委将在今年“两会”后显示主导实力。
破中庸治国推“强势中央”
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强人治国”体系做过改良，即用中央领导集体的“群策政治”替代专断指挥，以避免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时因个人失策而南辕北辙。凭藉“集体领导制”，中国表面稳定地走过20年，但在邓小平去世后，“群策政治”被渐渐消解多元制衡，上行下效，“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愈发严重，良好决策方向被无形抵制，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可以说，毛邓时代结束后，影响决策进程的核心权威的缺失一度在制度上无法找到解决之道。
在政治模型研究者看来，“数学式民主”的拥护者认为通过票数精算就可以服众式地落实决策并带来成果，而中国特色已然表明，当公众决策对决个人利益时，人们会天然质疑数学式精算体系本身，而能够使“数学式民主”的决策成果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方式，还需配合“强势中央”。“强势中央”要力戒在执政集体意见分歧时进行中庸主义式的折中调和，中共领导核心须避免小集团内的意见消解和制衡，过去的十年，中国发展进程的停滞和矛盾积压已显示“割据型”集体领导的弊端，它让整个社会步履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