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学者信力建在其个人博客发表文章《中国正在走进新时代》，文章称习近平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从邓小平时代脱颖而出，为中国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现在看来，他寻找的突破口是还权于民的所谓“群众路线“——换言之，中国政治的主轴由毛泽东的“斗争”到邓小平的“金钱”，现在又进入习近平的“群众”。以下为文章全文。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除了在价值观上，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挠追求理想,不会追求一些通俗的财富或权位，有一条很清楚的道德伦理底线，有感动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人格力量”。有领导能力和高瞻远瞩，意志惊人，果敢坚定外；还必须在事功上有特殊要求：那就是他必须在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扭转乾坤——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魄力和勇气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习总就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而且，他也有能力与魄力进行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这一切或许可以从毛泽东时代说起。毛泽东时代的核心——或者说其特色——就是“斗争”二字。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斗争二字至高无上。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韶山冲时，毛作为一个乡村的农民子弟，在原始落后的农耕工作中看到了战天斗地的必要性，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你要么抗争要么认命，毛的父亲（曾是湘军战士回到韶山冲后成了一个暴发户）是不信天命的人，毛曾回忆在父亲的指示下在雨中抢收晒谷，在与父亲的抗争中得到胜利，毛在走向社会前对斗争哲学就有了深刻认识。毛所处的社会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斗争是时代的主流，哪个年代枪杆子、笔杆子搅得社会风云激荡，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所加入的政党，也是内斗不止，数年间党首曾数度易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也带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运用现代的马列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争斗谋略，脱颖而出。 毛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役，在斗争中消灭了无数敌人。他从不认为应该有什么和谐社会，他自己和臣民要在斗争中终其一生。他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体，斗争始终是占居主要地位的。毛在其斗争哲学中，把世界划成了三个世界；把国人分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等许多阶层，让每个阶层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一大二公的情况下，硬说中国还有资产阶级，掀起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腥风血雨。他信奉共产主义，把所有的资本都收归了国有，但他从不相信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在他一手炮制下，中国社会成了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样本。农民生下来就是农民，他们世代只能务农；地富反坏右的子弟生下来就是贱民，世代只能受歧视。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历史。
而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其典型标志就是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转化为了“金钱”哲学。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视察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时，对市区一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称赞有加。事实上，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在毛泽东走后，其主导的中共，最大的改变是重新审视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其核心是我们终于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承认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限度地承认和允许了私有化存在——毕竟，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动力。中国各级政府在处理与资本的关系上，尊重了市场规律，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律来办事。我国各级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关系融洽、支持，反映了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如果不改变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例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组织；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等。这些变化，为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等，都被无情地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能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也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值得骄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