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忧思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核心提示：改革是有方向的，我们在改变某些方面的同时，也在强化另一些方面，而被强化的这些方面如果“补钙”过多，也会反过来影响改革的整体成效，甚至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对改革成败的评价。综合1978年开启的第一阶段改革、1998年开启的第二阶段改革，新一轮的第三阶段改革要重点思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政府、改革的道德性和正义性、改革成本承担者与受益者、限制国家权力与保护改革成果等问题，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虑这些问题，对于保证改革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相对于1998年之后的改革来说，这次改革的目标更宏大、范围更全面，同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不少人直接把这一轮的改革与1978年开启的改革相媲美，从改革在各自时代的关键性和敏感性来看，这样的媲美是无可厚非的，但相对于1978年的改革来说，这一轮的改革面对的社会价值更多元、利益群体更复杂、受众对改革的期待更强烈，因此，这一轮改革除了要取法1978年的改革，更要吸取1998年之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成效。
与此同时，改革是有方向的，我们在改变某些方面的同时，也在强化另一些方面，而被强化的这些方面如果“补钙”过多，也会反过来影响改革的整体成效，甚至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对改革成败的评价。
中国改革的“三段论”
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年至1997年，即邓小平时代的改革，1998年至2012年，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改革，以及从2013年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前两段改革面对的形势、任务都不同，也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改革是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的初期任务是要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1992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面临着选择何种经济体制的问题，因此，改革的重心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人民思想比较单一，也缺乏利益集团，在破除了旧体制下“左”“右”之争、“姓社”“姓资”之争后，重点就是拆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因此，改革初期只要一个很小的改变都可以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都可以让大多数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它是前期农村经济改革、城镇经济改革的自然延伸，自然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再说，这些人也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第二阶段改革是相对于第一阶段改革来说，面临的情况就要复杂的多。在政治上，后任的领导人都不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特别是推动改革的权威。在经济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大多数都已破除，剩下的都是一些更深层面的东西，且很多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了，而是和政治、体制等各种因素缠绕在一起。在社会的利益分化上，经过1978年以来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他们的诉求也不同，这些利益集团许多对国家政策都有影响力，它们中的一些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在社会的价值观上，人们的需求更多样，价值取向更多元，要想凝聚改革共识已经很不容易，甚至有些改革本身就是改掉某些群体利益的，因此，有的改革在这些人眼里成了贬义词。
第二阶段实施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这些年争议很大，国企改革使得大量国企被贱卖，大批国企职工下岗，但经过10多年的消化，国企改革的问题及不良影响许多都逐渐被淡化。更为深远影响的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其影响在今天不但没有被消化，反而有更加凸显的趋势，有人就尖锐的指出，今天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都是由改革导致的，改革在不少人的眼里成了一把双刃剑，它不是让群众受益，而是在割群众的利益。当然，这种看法和当前的社会价值多样化、利益多元化有关，但这样的利益、价值状况也更加的凸显了开展新一轮改革的挑战性。
第二阶段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革的道德性受到了质疑。在不少人看来，改革就是涨价，改革就是折腾，比如，水价改革就是涨水价，出租车改革就是涨打车费，类似的还有很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改革的道德性受到了挑战，一个自身道德基础不稳的改革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第三阶段的改革目前已经启动，成立了改革小组，也设置了改革目标和主要内容，在今后改革的具体施政中，要取法第一阶段改革的经验，更要吸取第二阶段改革的教训，重树改革的道德性和正义性，在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凝聚共识，让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最小化、最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