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朱镕基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1990年，上海再次崛起的起点。这一年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成立，浦东走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90年2月，上海正式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仅仅两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一刻起，上海终于被推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姚锡棠曾经兼任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对浦东有着特殊的情感。
姚锡棠回忆：1984年讨论中，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东，但那个时候大家的设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场。一是向浦东进行工业转移，因为浦西实在太拥挤，最繁华的淮海路、南京路上，也随处可见街道工厂；二是到浦东造新房子，缓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难。浦西只有140平方公里，而浦东的面积520平方公里，几乎是浦西的4倍，当时大片是农田。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浦东不能复制浦西工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发展新型工业。
但这些都远没有达到国家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战略高度。“其实，浦东的开发开放，是站在全国立场来考量的，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姚锡棠坦言，这一次浦东的改革，是邓小平同志直接指挥和设计的，我们只是有幸成为改革的参与者。
浦东开发究竟要做什么？要尽可能发挥上海作为“王牌”的三大优势：一是历史上素有的金融、贸易中心；二是上海工业中心的升级；三是与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
那一年，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关于浦东的定位，是在朱镕基的主导下确立的。姚锡棠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决策之前，朱镕基基做了两件事，一是亲自考察浦东，既到浦东这块土地上走了走，也坐上直升机俯视了浦东每一个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要借鉴这些城市发展二产、三产的经验。回来之后，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浦东的发展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四个开发区的定位逐步成形：金桥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为主的高端制造业；陆家嘴发展金融贸易；外高桥定位于保税区；张江则向高科技、信息化方向去突破。
姚锡棠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对外高桥进行定位时，朱镕基就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只是条件不成熟，没有获批，最终确立成为保税区。但外高桥园区的英文名称却一直以“自由贸易区”来标注。
有了明确的目标定位，浦东迅速发展。而建立在浦东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之上，上海经济发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困境，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1992年，中央提出要“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不认同记者用“头脑风暴”一词
回顾当年，姚锡棠觉得，上世纪8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是探索；而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令人振奋，上海经济也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课题。1981年，姚锡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一个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1983年，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直到浦东开发开放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进入新的层面。
姚锡棠记得：“当时市委市政府对这一研究非常重视，抓得很紧。”应该是1993年的下半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启动新的战略研究。随后，《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副市长徐匡迪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具体工作则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组织。由此掀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讨论的第二次高潮。
姚锡棠不认同记者在采访提纲中用“头脑风暴”一词，他觉得这个时期的深入讨论远比“头脑风暴”要高级。市里召集了2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市领导还分头和专家一起组团到海外，到不同城市去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城市如何发展等等，甚至有更明确和细化的研究题目，如城市交通如何发展等。姚锡棠当年参与的这一组海外调研，在徐匡迪亲自带队下，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业。“我们这组10多个人，其中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有直接从事金融和贸易行业的。调研的目标十分明确。”调研回来，各个小组深入讨论并形成报告。
到1994年底，这一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到了出成果的时候。市政府主持召开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这一次的会议规格非常高，10多位中央部委领导应邀参会，还有很多来自国际著名大公司的首脑，以及海外专家、学者等。会后不久，1995年2月《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一书出版，明确指出，上海正面临着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则基本建成既有先进制造业又有现代服务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实现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上海发展的道路，由此越走越宽广了。”姚锡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