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吴邦国（右二）等市领导到上海社科院调研，听取院专家学者的情况汇报。（资料照片）
原标题：80岁姚锡棠病房谈起依然神采飞扬
两次上海战略大讨论，我有话要说
本报记者 蒋娅娅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海经历过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两次，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姚锡棠都是主要参与者。最早约他时，得知姚老生病住院了。却没想到，采访提纲转交后，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我的身体还行。对于这两次大讨论，我确实也有一些看法，可以同你们聊聊。”电话那头，姚老声音清晰洪亮，甚至听得出一些些地振奋。
或许，因为那段过往对许多如姚锡棠一样的亲历者而言，都真是燃烧激情的岁月。
那些年，汪道涵市长最头疼的事
有困惑才需要思考，有问题才需要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连老百姓的日用品，一个小小塑料盆，都凭票购买。”姚锡棠说。这种紧缺，反映在工业领域，“原材料告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这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而每次会议结束后，市里也会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
之所以会出现原材料告急，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往往滞后，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使上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也使工业技术进步缓慢，设备老旧、高耗能、高污染等，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城市发展、百姓生活。这与当时广东及苏浙一带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技术救市”的观点在当时已很普遍。更有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提出，上海需要结构升级，上海要向“三高三低”工业转型。
其实，除了工业的结构升级，姚锡棠认为，当年的上海还面临着一大挑战，就是城市功能亟须转型。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曾是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呈现出一个工业的上海，第三产业萎缩。据姚锡棠回忆，那个时期，社科院和上海统计局都曾以1982年的数据作过统计，算出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为22%左右，较1952年时的46%大大降低了。
“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发展工业到发展服务业的转型，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个趋势。但当时的上海，却逐渐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姚锡棠说，一旦工业发展面临挑战，余地就会越来越小，城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等，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想不通
在姚锡棠的记忆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几次来到上海，反复强调“上海是中国的一张王牌”，抓住了上海就可以把全国带动起来。但就在这改革开放最初的岁月里，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反而是上海这一张“王牌”，渐渐放缓了发展的脚步。形容当时上海的处境，“失落感”也好，“困惑”也好，总之，关于上海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摆在眼前。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从组织调研，摸底情况，到问计专家，召开相关的研讨会、座谈会，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从1982年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最开始的讨论，围绕“上海工业技术改造”展开，逐渐延伸到“生产哪些新产品”。在当时，“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就是生产产品”是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有数据佐证，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农业的10倍。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日本专家就提出：上海工业应该发展“新三件”，即电视、空调、洗衣机。这是相对于当时上海比较普及的“老三件”（钟表、收音机和缝纫机）而言。那个时期正值家用电器全球大发展，日本专家觉得上海发展“新三件”并不是很难，起步时还可以引进技术。类似的关于上海开发新产品的建议，在当时被提及很多。
就这样，在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间，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1984年，讨论达到高潮。姚锡棠觉得，得益于前期的积累，各种观点交锋、碰撞，到了这一时期，讨论目的越来越明确，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成为这个时期话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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