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有两场比较高规格的研讨会。上海社科院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了其中的一场，参会人数达到了300多人。在这一次研讨会上，姚锡棠在大会作了发言，指出上海经济正面临两种发展思路的重大抉择：一种是继续发展物质消耗高的传统产业，仍然沿着粗放型、单功能路子走下去；另一种是，大力发展物质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特别是发展各种服务业，从根本上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走综合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会后，上海社科院学者孙恒志进一步发表了《上海要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一文。
同年9月份的第二场研讨会，规格更高，规模也更大，由汪道涵市长亲自主持。500多人的会议规模，其中还有国务院相关领导，以及许涤新、钱俊瑞、薛暮桥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这一次会议讨论，更加肯定了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强化了“上海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市功能多元化”的观点。
“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在姚锡棠的记忆中，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的争论，在9月份的大会后一直持续至年底。当时，建立在几次大讨论基础上，上海已形成了即将提交中央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就在《汇报纲要》提交前夕，汪道涵市长再次就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征求两派专家的意见，并在上报的材料中将两种不同意见都附上了。
江市长参加讨论的“非常前卫”话题
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汇报提纲》，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姚锡棠特别强调：“这是上海、北京、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汇报提纲》批转后不久，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才真正打开了上海改革的局面。当年，江泽民就带领了大批上海的干部、专家到广东访问、考察和学习，回来之后在万体馆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姚锡棠记得，就在这个大会上，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
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大讨论，但每两周市里面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姚锡棠是参会的专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形式的讨论会，比较开放和随意，话题讨论非常深入。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
就具体的讨论内容而言，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借鉴广东，从如何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到如何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工业水平；又如，学习苏浙，尤其是上海郊区要借鉴苏浙的模式，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等等。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讨论的话题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姚锡棠记得那一次讨论会，是在王战同志带队去美国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回来之后，从介绍国际经验到结合上海实际情况，这一场讨论尤其热闹，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至中午12点半。最后，江泽民作了总结：“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
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大胆尝试的魄力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上海不但真正打开了改革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马加鞭。从1985年到1990年，上海不仅跟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且还领先了。
1990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姚锡棠认为，证券市场的开启，对上海后续的改革，体制的彻底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