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一笔沉重的、被冻结的精神遗产。要动用这笔遗产，哪怕只是为了投资到改革开放或其他陌生的事业里，在今天都要冒着各种风险。
最近，某位政治哲学家将毛泽东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这一观点立遭围攻。批评五花八门，无非是再次重复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下的种种错误。这些批评，实在无法抓住从柏拉图出发的政治哲人。须知，对孩子犯了错误的父亲仍是父亲。柏拉图的建国神话教育里有个重要的话头，就是教孩子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父亲。如果激进地对待，像父亲推翻祖父那样再去推翻父亲，则每一代都会发生推翻父亲的革命。换言之，每一代都会出现不断革命的毛泽东，因此没有任何一代可以真正建国。所谓“国父论”，无非以比较聪明的方式，主张终结革命、底定宪政而已。
这套修辞过于聪明，难免知音寥寥。不但平素宪政口头挂的自由派没有谅解，所谓毛派也作壁上观，没听出国父论里有什么异样。这些毛派大概忘记了，毛主席从未拥有国父之类国民党色彩浓烈的称号。在毛派几乎遍天下的年代，能够把毛同马恩列斯并列的最重要称号当然是——“革命导师”，更准确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否会同意自己被称为“国父”？这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怎么看待“国家”的。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当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十月革命并不是什么建国革命。相反，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列宁选集》，卷三，页174），“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页190）。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是“消灭寄生虫——国家”。（页217）。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打碎国家机器。之后，国家这个名称应该废除，代之以镇压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兼有立法行政职能的“公社”。此时，甚至“人民国家”之类东西都是“无稽之谈”（页226、227）。
抽象地看，把以打碎国家机器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国父”之类混在一起，确实是“无稽之谈”。然而，称毛泽东为“国父”，亦非毫无根据。所谓“国父”，并非指（统一或独立）战争的统帅，而是指阐明建国的正当性、给出建国原则的人。所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是联邦党人，而不是华盛顿。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孙逸仙，而不是蒋中正。毛泽东可被称为国父，同样因为他系统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并据之立宪（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架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新中国的自我证成中，除了运用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学说之外，毛泽东也强调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事业的发扬光大，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性质。这些工作，不属于国父，又属什么人呢？
这就是说，毛泽东属于双重谱系，既同马恩列斯排在一起，也与中国近代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探索者同列。毛泽东可以被同时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人民国家的国父。
这是一个矛盾。只看到这个矛盾的一个方面，并据之对毛泽东发表欣厌趋避种种意见的，不可谓真了解毛泽东，亦不可谓真了解当代中国。因为这个矛盾不仅属于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它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可以被同时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人民国家的国父
一、人民与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论证的内在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个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预备“公社”，还是一个应该被无产阶级革命粉碎的真正的国家机器？或者同时具备这两种特征？从毛泽东的论述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人民共和国具有公社和国家的矛盾。
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卷四，页1473）。它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论》，《毛选》，卷二，页677），而这个联合专政的正式名称叫作“人民民主专政”，其“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毛选》，卷四，页1478）。这个国家正是一个人民国家。但它同样具有阶级内涵。简言之，它是一个人民内诸阶级团结起来建立的国家。“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同上，页1475）。
但这个国家本身——和一切国家、阶级、政党一样——必然要毁灭。这是毛泽东在为这个国家接生的雄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开篇就昭示天下的。按照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粉碎国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历史时刻何时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革命本身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论》，《毛选》，页671）。其所建的国家，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同上，页675）。按照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这个共和国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扬弃，人民民主专政必然会被无产阶级专政所扬弃，建国时联合起来的几个“革命阶级”必然在其内部重新进行阶级斗争。
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判断——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新式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相当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而非十月革命的政治结果（区别仅仅在于，中国的“二月革命”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自己领导的）。它理应被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毛泽东，必然要否定作为国父的毛泽东。导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回答官僚阶层、走资派等等都是皮相之见。无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要革国家机器本身的命、革人民民主专政的命。中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建国之后才到来的。它虽然没有公然提出“消灭寄生虫——国家”，但模仿“巴黎公社”的冲动已被有力地表达出来。它虽然没有伴随真正的战争与推翻阶级的暴力，但作为其模仿物的武斗、对敌对阶级分子个人的群众斗争和“全面内战”仍然出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产生了要革自己命的力量与实践？这是共和国自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在矛盾，就是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矛盾。由于处于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政治上，这必然体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即作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体的人民之内的阶级斗争。这是理解建国后毛泽东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实践的钥匙。本文集中讨论政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这个内在矛盾，在政治理论上体现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哲学的国家学说，和以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