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成长
因为有些耳背而将声音提得很高的彭启安，给人一种错觉，塔园的建设如他高昂的声音一样，热火朝天，一帆风顺。但其实，参与的人都知道，这其中尽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1997年塔园建设委员会成立。取名“塔园”是为了避开“文革”这样的字眼。在老干部庄明瑞、李实楷等的支持下，用9个月的时间，共花费160万元建成塔园碑记。
在塔园，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等景点，都是以“文革”史料为依据建造的。其中，在“冤茔长青”景点那里，埋葬着“文革”中批斗致死的、彭启安的五哥。
塔园建设过程中，彭启安参与筹资、建设、对外联络，哪一样少了他都不行。用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负责“抬棺材、哭丧、化纸钱、掘锄头(即出殡的所有工作)”。彭启安托着肩膀上的空气，耸了一下肩膀，解释道：“抬棺材，懂不懂。”
当时，塔园在汕头市政府“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下一路向前。直到现在，塔园也依旧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下生存。但是曾庆彬介绍说，2005年以前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塔园，并且也有旅行团的行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成团的游客了。
也许是记者到塔园当天的天气不好，来塔园的人零零散散并不多。彭启安口中2005年时30万至50万人次的游客量很难想象。在塔园经营小卖部的杜女士说，天气好或夏天的时候，早上上山的人特别多，大多数是来山上避暑纳凉、锻炼身体的。
一位每天早上来这里锻炼的老人听到记者问关于“文革”的问题，一头雾水地表示，他不了解这片景区跟“文革”有什么关系。即使他们跳舞的广场就位于安息塔和孔子像的中央，而广场的正前方是曾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原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的题字“要以史为鉴，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局外人
见到彭启安时，他先向记者推荐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资料和书籍。在沙发的一边，他提前准备好了厚厚的几本书，这其中既有塔园的相关介绍，也有文化大革命事典。拿过重重的几本书，彭启安说：“你回去看看这些书，再去塔园看看，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亲历者。”
“文革”前，彭启安任广东揭阳县县委副书记。“文革”爆发后，他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两项罪名被逮捕入狱，蹲了3个多月的监狱，大大小小的批斗他挨了300多场。在县革委会上报要枪毙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
这位强调“已经上过枪毙名单、多活了40多年”的老人说：“现在(塔园)能建成这样，以‘文革’博物馆命名已经不错了，非常幸运。”
去塔园的那天，是汕头市“难得”的阴雨天，记者与一位叫谢树钦的志愿者同去。近几个月，每周六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夫人为他准备的午餐去塔园，将相关的书籍资料录入电脑。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是吃自己的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曾经的奠基人，称自己为“总策划”的彭启安，现在把自己叫做塔园的“热心人士”。涂城村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对塔园的热情度并不是很高，这些曾经参与塔园建设的主力军慢慢地变成了局外人。
塔园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依旧都归属涂城村。但村里其实也只是找人收门票，打扫卫生，并没有设置景区管理的岗位，更没有对于塔园的建设和维护计划。“澄海塔园建设委员会”这个看起来唯一的官方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涂城村当初的支持一部分是出于当时村里老人们有共同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希望塔园能够带来经济收入。但是这个在夹缝中成长的塔园并没有实现村委会的期望。之后，彭启安与新领导班子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期彭启安提出的修建和管理建议也大都被否定了。
但这并不是最让他为难的。如何为塔园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才是他一直忧虑的问题。“为塔园正名，成为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或者教育基地。”彭启安说这是他的塔园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