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庭审"表情"全记录：面带微笑神秘手势咬眼镜腿（点击查看组图）
大公网12月24日讯 著名学者茅于轼今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回顾2013年大事。文章如下：
2013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大有小。到年底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内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开始展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针。这将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在经济上我们维持了比7.5%略高的增长率，而且波动很小，担心持续下滑的顾虑逐渐消退，信心在恢复。在对外关系上中日矛盾不断升温，前景未卜。中美关系平稳良好。中国外交开始向中东和非洲进军。但是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航母的巡视导致周边国家不安。总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的发展。
新领导的亮相有几点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反腐败极为有力，而且能切实落实。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高档餐馆营业量减少，高档烟酒因需求减少而降价。反对奢侈浪费，已经立竿见影，极得民心。
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大家盼着进一步落实。比如司法独立，农地产权明晰化，取消劳动教养制，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划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市场垄断，改善国企的经营，大家都抱着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兑现落实，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届政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进展不大，我猜想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很难推动。所以三中全会的决议能够贯彻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部门利益快速长大，他们又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任何改革如果涉及他们的利益都会碰到阻碍。
从经济方面来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长显然已经转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后发优势慢慢地用完了，我们进入到自主创新时代。环境代价过高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减速保护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的减少，使生育红利转变为生育欠债。经济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要付出调整的成本。正因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这一趋势不可能用单一的政策去逆转。我们势必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虽然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GDP从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我们追赶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怎么才能赶上去，是不是还要花120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在哪些地方不如别人，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产权结构上发达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中国则相反（事实上也不尽然了）。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多数效率低下，浪费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使地不能尽其用。在一个缺少土地的国家里土地使用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的规则上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和市场混合的运行制度。二者经常发生冲突。权力配置资源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对金融业价格（利息率，汇率）的限制，对市场进入的限制，对平等竞争的干涉，都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现在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结构，也决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权力能不能让位于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当局把解决民生问题当成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抓得不准确。其实中国最成功的正是解决了民生问题，人均收入翻了十倍。虽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显著改善。全球脱贫计划的完成80%发生在中国。全球贫困人口得到最大改善是在中国。
依我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特权侵犯了人权。在市场上不是人人机会均等，各种特权占了优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难有通过努力获得收入晋升的机会。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绝少数。大多数是公权侵犯人权导致的。因此维稳的重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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