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
赵勇
在他们小学和初中时期，无论城乡都会遇到课本短缺和随时停课。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流行三支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公共文化极度苍白，可以看到的电影是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1949年以前或50年代出版的国内外人文社科书籍，成为禁书，自觉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反叛行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没有荒废学业的只是少数孩子。
生于1963的孩子在10岁的时候，赶上学校出现了一会儿“正规”时期，那是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刮起右倾翻案风”。但是，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文革”叠在一起。“文革”结束的标志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控制。不过，一个13岁的孩子，再敏感，除了知道“国家出大事了”，应该很难听懂“十月里，响春雷”的弦外之音。
他们的少年时期在社会混乱、教育缺失和物资匮乏中结束了。那时的学校教育，一度采用“速成式”，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生于1963的孩子赶上了前一段。在“文革”结束，学校教育开始崇尚分数和高考的时候，他们进入中学。学习毕竟是少年最擅长的事，加入高考大军的时候，他们迅速把学业荒废得更多的哥哥姐姐挤出大学门外。他们中的幸运儿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录取率8.4%。而当时许多农村地区的高中录取率也不会比这个比例高。这意味着当年三千万青年，今天50岁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义务教育也是缺失的。在80年代，读完大学等于有了铁定的工作。但没有上过大学，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步入轨道。于是，城市失业率开始上升（一个著名的概念“待业青年”诞生了）。而农村已经实行了“责任田”，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成为农村所不需要的劳动力。
当二十多万精英在80年代上半叶的大学学习时，他们中的两千万兄弟姐妹，小部分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禁锢后的社会一旦稍有放松，青年处于失业状态的特殊现象又出现了。也许现在看来，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并不是那么严峻，但1983年开始的严打，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赶上了。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物质尚还匮乏，物价开始上涨。而生于大跃进后第一个人口峰值的1963年的人们，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又过了二十五年左右，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这是一种伦理断裂和养老困难的家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