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最为激烈的质疑，来自于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9月，福山在题为《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模式一大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当然，福山最为引人关注的论调当属“历史终结论”，亦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也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中国国防大学制作的上下两集内部爱国教育片《较量无声》中，还点名反击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目前执政层和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以带有过渡性质的“中国道路”取代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不能否定中国模式论的卷土重来，或将意味着中国话语权有再次突围的诸多可能。比如12月15日发生在新疆喀什的暴力恐怖袭击，西方媒体抱持着双重标准对中国官方的定性不予理会，竭力为恐怖分子开脱辩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崛起后，美国的邪恶用心自然无处遁形，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世界警察角色，也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
从这个层面来讲，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之要务，不只是单纯地在既定框架内研究中国发展模式，而应该更多地在夺取话语权上下功夫。比如利用大众传播，让社会舆论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教育、引导与培养中国下一代年轻人更加客观、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与差距。此两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所提议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的必要途径。
习李上台至今，舆论对新政的寄望如同坐上了过山车，有急速飙升也有急转直下。朝鲜“摄政王”张成泽被公开处决后，人们一边戏谑着朝鲜之世袭制和专制体制，一边颇有暗合之意反诘着中国之一党专制。面对猝不及防的舆论风波，中国官方采取的策略往往是理念的强行灌输，比如利用官方喉舌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鞭笞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殊不知，此种夺取话语阵地的做法只会让边缘群体滑向另一边，对重构话语权并无裨益。
在中国过往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思想很单纯，人们对结论的重视远甚于对论证过程，使话语表述简单化。所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振臂一呼时，广场上数万手持着红宝书的红卫兵就异口同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至于毛泽东能不能活一万年，如此将一个人推上神坛的做法合适与否，没有人去理性思考和具体论证。正如有一首老歌，为了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复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结论在歌曲中反复强调，而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好、为什么好，则成了被弱化甚至忽视的内容。时至今日，当类似的场景在邻国朝鲜上演时，人们只是将其当做一出出闹剧和滑稽剧在观看，也就证明了靠意识形态维护执政的合法性早已经行不通。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能不能适时捧出这份万众瞩目的“礼物”，还得看在握有加强中国模式权柄的当政者有多少实质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