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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模式讨论再升温 习李不再避讳“疑难杂症”

自复旦大学成立全球首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复又开始升温。习李试图将中国带入中国模式加强版,不再避讳中国模式所附带的一系列“疑难杂症”,是“道路自信”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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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资料图)

  大公网讯 据外媒报道,自复旦大学成立全球首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复又开始升温。这也是时隔四年之后对该模式的集中讨论。美国部分媒体认为,习李还是在延续“政治收紧,经济放开”的中国模式,只是习李试图将中国带入中国模式的加强版。而乐观派则认为,中国模式论改头换面后再次出现,预示着中国模式已经克服了此前的诸多后顾之忧和恐慌,习李也不再避讳中国模式附带着的系列“疑难杂症”,是道路自信的直接反照。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首先是苏东剧变的影响。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一个捧杀,一个唱衰。中国历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继续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事实,使得此类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和观点外溢最终不攻自破。

  其次是举国体制的影响。中国模式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恰逢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但经历过了数次凭借“举国体制”创造的奇迹后,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肯定和赞扬声潮。最后是与“华盛顿共识”的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

  就在中国模式的成型看上去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官方媒体却采取了慎提和降温的策略。传递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也有观点偏右的智囊型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其实是对中国经验的误读。但是经验并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也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彼时人民网旗下《人民论坛》发起的一项“民众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调查,结果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60.2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民众认可的中国模式之六大关键词是:改革、发展、渐进、开放、试验、稳定。而留下的诸多疑团也是一箩筐: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西方模式能否振兴?如果西方世界再次崛起,中国模式会不会失去反衬的参照系基础?是否会受到其他模式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当中能否产生另一种模式,并且使中国模式黯然失色?

  时隔四年之久,中国模式论卷土重来,看似与以往没有多大变化,既有悲观派的陷阱论,也有乐观派的自信论 ,实则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调整。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李班底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开始执政。习近平负责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即提出了包含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大自信”,在七常委第一次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畅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围绕整风、反腐的一轮接一轮风暴接踵而至。可以说,习李时代,更准确地说是习近平的时代,从一开始就毫不避讳中国模式附带着的诸多“疑难杂症”。他的理性主义色彩,无意中将中国模式的悲观派所顾虑的现实主义成分刨除掉。

  与四年前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中国模式论不同,现如今对模式论的讨论更多地向政治体制倾斜。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胡平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还是在延续着“中国模式”。“总的来看,可以说是习近平将原来的中国模式进一步的强化,那就是政治上进一步集中全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与此同时,在经济改革上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在反腐问题上,遏制官场腐败问题上,似乎也打算有一定的作为。”其中在政治上进一步集中全力的部分,与萧功秦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之改良,以及吴敬琏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出一辙。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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