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同学会再一次向北京市民政局呈递申请登记报告，这一次，它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肯定答复。
欧美同学会获得合法身份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其实，早在1950年，欧美同学之间的联系就已开始。当年，同学会会员、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朱光潜给在美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放后学校一切认真，师生均感忙迫”，“国内各部门均在积极革新，气象与以前大不同；如能维持数年和平局面，努力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转瞬间即成一泱泱大国矣。足下毕业后宜早回国；目前各部门均需要人才，久住国外恐与国内社会脱节。” 此信随即被冠以标题《致留美某同学》，登载在纽约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继1950年3月华罗庚回国后，9月，留美学生111人返抵广州。1951年，翁文灏、吴文藻、冰心等欧美同学会会员相继回国。
1957年5月，为了争取更多的留美同学回国服务，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同月，在北京饭店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讲话，欢迎留美同学归国工作，并宣布国家对留学生的政策是“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据统计，建国后至上世纪50年代，从欧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有三千人，其中许多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等。
不过，中国人赴海外求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国大都为欧美、日本，随着中国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欧美日之路事实上被断绝，在政府主导下，大批中国学生遂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
在此后那个疯狂的时代，拥有知识就是罪过，被侮辱与被损害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欧美留学生不能幸免，留苏学生也概莫能外。
文革结束后，留苏学生命运翻转，许多人成为政府高官，包括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还有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和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他们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1983年起，留苏学生陆续加入欧美同学会。由于他们大多是国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技骨干，又大多处在中年，他们的入会改变了会员结构，解决了曾困扰欧美同学会多年的所谓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通往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197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派出50人公费赴美留学。
第一批内地留学生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对他们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他们的生活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国家外汇紧张，标准低，他们经常吃一到两美元的鸡块，美国记者就问，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吃鸡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1986年，国家正式允许各单位外派留学生，认可“单位公派”留学模式。与此同时，自费留学生急剧增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有自费留学生，不过人数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到1987年，自费留学生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一直占留学总人数的 80%-93%。2010年留学人数达到29万左右的规模，其中新增自费留学生达26万左右，比例超过90%。
这波史无前例的留学潮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回国率低。1989年西方国家通过“四项行政措施”和“特殊移民政策”，帮助中国留学生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当时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4%。
1992年初，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同年夏天，中国政府提出并逐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003年，教育部正式废除针对自费留学的培养费制度。
时至今日，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将近180万，近3年年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23%，2013年出国人数突破45万人。经过百年发展，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从国家行为转变为中国公民的个人选择，而目的也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
作为中国官方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在近30年发展迅速。1981年，茅以升、周培源、陈岱孙等十位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央统战部，申请恢复欧美同学会，复函同意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和活动。1985年，有关方面确定欧美同学会的“人事、经费等由全国政协代管”，增配事业编制10人，标志着欧美同学会成为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
截至2012年8月，欧美同学会已经拥有会员达73768人，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归”团体，而由欧美同学会所代表和联系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240万，其中不乏李彦宏、王辉耀、张朝阳这样的著名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