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智库
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据顾维钧回忆，成立初期的同学会，“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而且同学会会员尽皆精英，许多是政界高官、学界要人。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系高官，几乎尽数是同学会会员。同学会虽然无政治目的，但并不讳言政治。不过，作为一个超党派、非政治性的团体，在国内具体政治问题上，会员的表现却是多元的。在对帝制的态度上，既有罗文干这样愤然辞去总监察厅厅长的抵制者，也有如翻译家严复这样并不坚定的参与者。
但论到“爱国”，欧美同学会态度始终鲜明而强烈。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四名全权代表皆是同学会会员，首席代表陆征祥是同学会会长，顾维钧是发起人——但其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正当主张却被列强无视，且被要求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欧美同学会先是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5月4日下午，同学会又通过决议，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同时通电巴黎和会，声明“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5月7日，欧美同学会选出王宠惠、伍连德、罗文干等12名代表（包括4名女代表），前往英美法意四国使馆“陈述国人决心”。
五四运动之后，欧美同学会较少以全会名义参与国事，但胡适、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丁文江、林长民等欧美同学经常在私宅举行茶话会，讨论时局、研究现实问题。《欧美同学会会史》称，此时的归国留学生“已经不仅是研究学问，而是参与国家大政，其性质已堪称国家级的智库，其作用虽然无形却关系重大。”
欧美同学会又一次以全会名义发声，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7日，北京欧美同学会发表宣言，痛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的残暴行径，要求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修改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也发表了类似宣言。
最大“海归”团体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要求一律严格审查、重新登记。欧美同学会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5月11日至 1951年3月，同学会理事长李宗恩三次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申请登记材料均未通过。因为负责登记的民政和教育部门认为，当时社会并不太需要欧美同学会这样的团体，但有关部门又顾虑“如当其自觉申请撤销之前，而骤予批驳，恐有碍对社会民主人士之团结，致引起他们的反感而影响到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 “是否应准其登记，似应请上峰考虑，作最后之决定。”
在1952年5月25日举行的全体理事、监事会上，理事长章元善指出，欧美同学会有两条路：要么自动解散，要么“为人民服务”。这是自成立以来，同学会第一次讨论到解散。
解散当然谁都不愿意，同学会“全体赞成第二项办法”，决心积极融入新社会，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学会主动向政府提出修改会名、会章，要求和教育部门早日建立领导关系。
政府对欧美同学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给出了意见：为了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会名不用改了，但会章必须改，“八字宗旨”被废除。会章第一条规定欧美同学会的任务是：一、协助国外留学同学与祖国保持联系；二、为会员布置政治学习、文娱活动，协助会员的思想改造，提高会员的政治认识，培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