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改革官员的个人色彩不明显。
过往的地方改革中,往往可见地方领导的鲜明个性色彩。但是从本轮地方改革来看,各地改革共性大于个性,无论是总体方向还是具体措施都比较相似,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比较低调,更加强调地方改革与中央精神的一致性,标榜地方改革对全国改革的探路意义。
在各地改革中,被认为和地方领导人特点契合的只有山东金改。山东并非传统的金融强省,外界认为山东将金融发展提到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主要原因是因为山东省长郭树清出身金融行业,曾任建行行长和证监会主席,有这方面的专长。
八
政治体制方面的探索局限在技术层面。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地方也有部分政改尝试。但总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热度不高,且多局限在技术环节。除十八大以前就开展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以外,地方未有新的大政改动作。
部分地区在财政预算公开上有新举措,如2013年广州市人大、政协以及部分党委机关都向社会公布了“三公”经费决算,属全国首创。但这种改革大多仍停留在“公开”层面上,对于现行的预算制定、管理和监督过程,没有实质性的大动作。
此外,一些地方的“省管县”改革等,也都是在行政体制上的调整。涉及党政人事体制和民众政治参与的地方改革,基本没有。
九
地方改革将重塑区域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棋局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三个最重要的地区。从三中全会《决定》看来,自贸区改革试点还将扩容,天津、广东都有望有新的自贸区获批。从国家级战略平台的布局来看,中央对三大地区的支持力度虽有差异,但总体差距不大。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除北京以外,基本是大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为主。近来天津、山东等地的改革取向可以看出,环渤海地区省市在谋求产业上的战略调整,力图走出单一的工业依赖路径,提升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功能。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高发以及中央的环境治理任务,也迫使环渤海地区考虑经济多元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