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了“处长”的出路
全民热考公务员，为的显然不仅仅是稳定的生活。
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无论在哪个城市显然都不属于令人羡慕的收入。陈海鹏的同学和朋友，收入都比他高很多，有时朋友聚会吃饭会实行“AA制”，有朋友就会主动说：“陈海鹏免单，等升了官再请我们大家吃。”这经常会令陈海鹏感到尴尬。
但是每个单位的“官位”都是有限的，“深圳算是个大城市了，我们基层单位像税务、工商、国土这些所都是科级单位啊，一个小所一二十人，大所甚至好几百人，按规定一正两副三个科级干部，本科甚至硕士毕业在这些单位工作，有可能十年二十年你还升不成科级干部，只要上面的这些领导没升，没退休就没你的位置。”深圳市人社局局长王敏多年从事人事工作，深知其中酸甜苦辣。
“我们现行的公务员体制没有体现它的公平性。”马敬仁说，全国700万公务员，大概60%以上是在市县以下的基层，特别是在乡镇街道，但传统的公务员体制，层级的天花板决定了个人的发展前途，规模庞大的基层一线公务员，工作量最大，待遇最差，升职空间却最小。
公务员考试热潮中的人群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中艰辛的一面。
深圳试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摘掉了部分公务员的“官帽”，将原来“大一统”的管理模式一分为三，将行政机关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大职类，其中69%的公务员被划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中。
2010年2月，深圳市全面启动对公务员队伍实施职位分类和精细化管理改革。目前，如地税、交通、文化、环保、规划国土、劳动监察、市场监管、药品卫生监督、城市管理、监狱劳教等部门中的整建制执法单位中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加上已先行改革的17000名公安系统警员，深圳市行政机关中共有约23000名公务员套转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公安系统的刑侦技术、行动技术(包括网监)，气象部门的气象预警预报、气象信息网络等行政机关中为实施公共管理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技术手段保障的专业技术类职位公务员约有800名。
“行政执法类我们取消传统的行政级别的特殊限制，规定的是年工制，只要每年考核合格，称职，就可以涨一级工资，就是一个新点，你三到五年表现都称职就可以上升一个职级。”王敏说，这样就解决了基层一线人员的职业发展天花板问题，一个在基层工作的科级干部到退休的时候，可以享受处级干部的薪酬福利待遇，但不一定非要当个处长。
在实施公务员分类改革之前，深圳市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工作到退休时，能够享受到处级薪酬福利待遇的人不超过30%，而且还主要集中在市和区，集中在上面，基层一线的就非常少。王敏说，“实施改革后，我们测算在公务员队伍当中，退休的时候，基层一线人员90%都可以享受到处级薪酬福利待遇。”
分类管理的另一大特点，在于适度解决了大锅饭的难题。
一直以来，在传统“大一统”的管理模式下，所有人员混同招考、选拔、培养和使用，能力建设和待遇均是“大锅饭”，各种待遇都与行政级别挂钩，导致“官本位”意识深厚，许多单位以各种理由分拆、增设机构或提高机构规格以相应增加职数来解决干部待遇，使得机构膨胀反复情况严重。
“这些都可以通过分类改革，至少去缓解去解决这种不公平，针对不同类别的职位实施精细化的管理，培养各种专才。”王敏说，香港、新加坡的制度尽管各不相同，但相同点都是通过分类管理方式实现精细化管理，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专业化建设为导向，不仅为公务员拓宽了“出路”和畅通“出口”，还解决许多体制性问题。
“改革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分类的意义在更好地评定公务员晋升和待遇。”马敬仁认为，深圳的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务员体制内的弊端。所谓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只是在先前的类别上进一步细化而已。“合理的分类应该是在‘政务’和‘业务’分类的两大类下科学地设计职位和岗位。”
但目前根本没办法做到，因为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表明一个机关内到底要设一些什么岗位，要安排多少人。“往往都是领导研究决定。”马敬仁曾向中编办及深圳相关部门提议，建立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公务员公务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设立必需的部门，只要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数据体现每个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确认职位和岗位，但这一提议并没有被相关部门采用。
“仅仅靠觉悟，那一定是少数，是个别的。一定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才能制度性地解决问题，深圳的试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普适性。”王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