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协调办案的实例
现实中，地方政法委协调个案的实例并不鲜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的一篇报道显示：3月22日，某知情人士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一起已经终审裁定“建议检察院撤诉”的案件，因为贵州福泉市委政法委的“认定有罪”而进入一个奇怪的程序。
涉嫌诈骗的蒲开华、刘兴友经福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获刑逾十年，随后二被告不服提出上诉。黔南州中级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08年8月18日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建议福泉市检察院撤回起诉。
从法律来说，终审判决具有终局性，以其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而显示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但该案并未就此结束。2008年8月29日，该文件的行文单位福泉市政府认为“市委政法委对此案的认识是统一的，对蒲、刘二被告人做有罪认定的态度是坚决的。四家班子领导听取汇报后也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不宜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做无罪处理”，否则“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也不好”。
一位曾担任基层法院法官的资深法律人士表示，“这类案件协调实际上是各级政法委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为外界诟病最多的一项工作。”
此外，在一些大案中，也经常有政法委协调的影子。比如曾轰动一时的河南赵作海案，就爆出在检法两家意见很不统一的情况下，政法委出面协调，最后法院根据协调意见，判处赵作海死缓。
对于这一指责，政法委官员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名中央政法委官员称，需要政法委协调的基本上都是疑难案件，而且是公检法意见很不统一，还很容易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实际上，政法委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