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头、造了反，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你不希望再像过去那样？
陈小鲁：批邓结束后，“四人帮”一粉碎，我就下了决心：我这辈子不再说违心的话了。当时觉得“四人帮”粉碎之后，就搬掉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石头，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南方周末：所以，多年来你一直在为“文革”道歉？
陈小鲁：1988年，我们成立同学会，就是为了解决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两年后成立“奖教基金”，补贴母校教师的生活，也是对被批斗的老师有一份愧疚。
政治运动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一个烙印。过去，私下里也有很多同学道歉。你去反思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你不去反思的话，那么重大的损失就白费了。不能说“文化革命”人人有罪，我们当时1000个人，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不是。是不是人人都当头了呢？也不是。我当了头、造了反，我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文化革命”从来离我们不远，我经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车主的事情。我们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文革”大事记。希望把这段历史留下来。八中有辉煌一页也有黑暗一页。我们既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南方周末：“文革”后你去了海外工作，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
陈小鲁：1976年我调入总参二部后，当然是参加学习，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1981年我去了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国的军事情况，当时我们的政策还是联美反苏嘛。
到英国前，我从书本上唯一了解的是“伦敦雾”。结果下了飞机，蓝天白云，草是绿的，还很暖和。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宣传过时了。
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他们的25号高速公路就差几公里连不上，因为一个老头不肯让房子被拆掉。报纸上刊登着他的照片，端着猎枪，谁来跟谁拼命的样子。那时我很感慨，他不卖他的土地，国家保护，强征不了，不像我们。
南方周末：但4年后你就选择回国了。
陈小鲁：我在英国待了四年半，回到中国却发觉自己落伍了。国家的变化也非常快，三中全会也开了，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出来了，中国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我记得1983年放假去温州玩，很惊奇那里有了夜市、小摊，小市场半夜都做着生意。
“文革”我在部队时，那里的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大队三毛五毛钱；到了1980年代，农民就有钱了。改革开放的势头这么猛。那时农村搞承包制，工厂也要承包，我回来发现听不懂，很多人说我落伍，语言还是五年前的语言。我就想不能差太远了，1985年就回国了。
改革不会停
南方周末：你后来怎么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的？
陈小鲁：当时有同学推荐，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大事，欣然领命。1986年，我就到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1987年10月，研讨小组变为研究室，成了中央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
南方周末：研究室里你负责什么？有留下什么记忆吗？
陈小鲁：看到了中央的运作过程。成果就是形成了十三大报告。研究室本身内部是很民主的，什么话都可以讲，用不着看领导眼色行事。我在研究员里算最大了。其他研究员都比我年轻，思想都敏锐。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领导就讲：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我们探讨嘛。
那时候关于司法改革的东西，都请像江平这样的权威，他们讲很多，我们做记录，我也懂了许多东西，政治的，法律的。比如公检法联合办案，直到现在还要改这个东西。
后来我还做工会研究。现在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才会有“黑砖窑事件”。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现在越来越明显，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
我们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主要是1988年，物价飞涨，经济不稳，社会也比较动荡。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
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呢，到了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那一阶段的改革尝试也画上了句号。
南方周末：现在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处于改革漩涡中心的政改研究室、农研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你怎么评价身处其中的那批人，包括自己？
陈小鲁：经历了“文革”，从十年动乱里走出来的人，他们对体制的弊端有认识，也有热情迫切地想去改革，在单位是改革先锋和闯将。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至于说他们有没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当然有，一群年轻人一腔热血。
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升官。有一次，杨尚昆问我，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我当时说我没想法，我的字典里没有升官这个词。我自认为，1980年代末，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南方周末：后来为什么选择了脱离体制？
陈小鲁：1992年，我提出了转业，离开39军，不是因为在那儿升不了官，如果我在那儿待着，我很快可以提起来。但没办法，我不是这块料。我也不想从政了，有选择让我去证监会，我不去。
我先去了美国讲学，美国的一所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我去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同一年，我还去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我也会和这些国外学者聊起中国。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神一样的领袖，需要的是持常人见解的领袖，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否则他不懂得民间疾苦。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们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他们也会问中国的前途。他们比较悲观，我却认为改革不会停的。我想起还在研究室时，办公室就弥漫着悲观，他们都比我有学问，我这个人读书第一不太用功，第二也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我只有直觉，直觉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