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辛忠
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决定》，对备受关注的司法领域改革分五条进行了论述，分别强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对法治建设的着力，此前外界曾有普遍预见，而且不少具体改革措施，如“废除劳教制度”“加强垂直领导”等，更是一直以来被呼吁推进。因此，此次全会在司法领域的改革，回应了外界预期，也将加速今后法律在政治、社会领域真正发挥作用。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些纸面上的改革，到底在哪些层面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呢？笔者摘选《决定》中的几条改革举措，予以说明。
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这项政策并不对所有人产生影响，它影响到的，是那些有可能成为“较大的市”的公民。或许你对中央规范文件为何采用一个模糊的“较大的市”的称呼感到不解。实际上，这是一个法律概念，“较大的市”的人大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规章。
那这项改革到底有啥意义呢？对于“较大的市”来说，立法在理念上可以更接近当地公民的社会生活，更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反映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心理感受。比如，在住房、交通、物价等民生问题上，在上位法划定的范围内，本地可以制定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法规和规章。所以，很多符合条件的市，对申请成为“较大的市”不惜奔走多年。
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决定》对很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一句带过，但是对“城管”和行政执法却着墨不少，足见其意指之具体、明确。近年来，因城管暴力执法引发的命案不断，并由此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决定》的要求，无疑具有极高的指向性。提高执法水平，规范自由裁量权，无一不是现实中最易造成矛盾冲突的问题所在。这项改革的推进，还需要更具体的制度化设计和操作落实，而改革成效可以在街头上验证，如果你哪天看到城管与小贩之间冲突没了、理解多了，矛盾没了、信任多了，那必然少不了这些改革的功劳。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便是指向垂直管理的改革举措，但是《决定》使用了“探索”，说明这项政策的出台落实，仍然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这项举措的实际落实，并不会直接“作用”在民众身上，而是通过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推进司法独立的逐步实践。《决定》指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这些改革均需待到在司法系统本身产生实际效应之后，才能进一步对涉诉涉案的当事人带来些许影响。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些举措均为此次司法改革中最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
这几项改革得以推动的背景，有一个共同点，即事件倒逼改革的“硕果”。十年前，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走进坟墓，而唐慧案、任建宇案、马三家监狱引发的劳教制度争议，则成为把它送进坟墓的推手。今年出现的多起纠正错案事件、重庆“打黑”为代表的刑讯逼供，则“逼迫”着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希望这些错案、死刑、劳教的旧政策永远别跟民众发生联系。因为当普通百姓不得不去关心这些政策的影响时，恐怕其中不少人已经“遭遇”了错案、逼供、劳教。如若这般，只盼望这些司法改革之策，能够在维护公平正义和基本人权上，起到真切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