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上述三个关键领域取得改革进展，就离不开新的思想解放，以避免保守势力挥舞“意识形态”大棒来压制改革。
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之后，引发了国内关于宪政的大讨论。宪政是落实宪法、实现法治的不二路径。但由于保守势力将宪政“意识形态化”为西方国家特有的东西，阻止了讨论的深入。这与90年代初抵制市场经济的做法如出一辙。曾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的高尚全认为，“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进行争论。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牛、买手推车，因为牛和手推车是生产资料。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不管社会主义为了什么。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经历过。”意识形态因素始终是改革前行的阻力，而突破这一阻力往往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后，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立即消失了。
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国企改革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阻力，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迹象。保守主义势力强调国企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更是执政基础。由于存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不仅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打破央企垄断举步维艰，连政企分开都难以真正落实。 其实，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是：执政的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而在于民心、民生和民意。从现实来看，国企不仅不利于促进公平分配，反而成为破坏公平竞争和腐败的温床。弗里德曼曾言：“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这是很深刻的道理。曾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说 “‘国有制是公有制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这一说法是苏联教科书定义。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现在有人说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前缀，国企就改不成了，我说没有这个道理!” 新一届领导人如果想重启国企改革，就应该回到邓小平92年南巡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政企分开、打破垄断甚至私有化都将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议题。
政府简政放权被认为是克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从温州金融改革、郭树清股市新政乃至当下的上海自贸区改革来看，这是一场攻坚战。官员会本能地抵制放权，同时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把“改革风险”作为挡箭牌。其实，李克强已经说的很到位：“不改革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要真正实现放权，政府就必须克服“怕乱”的心理误区。放权，不等于不监管，而是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不放权，只会积累更大的矛盾和风险。从上海自贸区令人失望的“负面清单1.0版”来看，政府依然存在放权的心理障碍。美国前总统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句话很值得中国的改革家们铭记。
要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取得何种历史地位，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主要观察点。如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能真正消除所有制歧视、推进司法独立、大胆放权给市场，就有可能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进而推动中国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法治的市场经济转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最近出版《下一个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