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点”上的三中全会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30年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也是社会矛盾迅速积累的时期，“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吴敬琏）。
首先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北京是个很好的例子：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程度。
加上权力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迟迟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导致严重的腐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以不合理的方式迅速拉大，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
同时，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偏离“中性化”，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畸形现象。由于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法治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重庆唱红打黑，不过是以极端的方式警示了法治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转型难以回避：全球经济再平衡，宣告出口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很难继续大搞工程项目；货币超发严重，大大掣肘了政策空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衰减。实则是多重压力，不期而至。
在这个节点上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改变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机会窗口。如果能重启实质性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激活消费、创新、城镇化等新的增长动力，则有望迎来中国经济“第二季”；相反，如果错失这一历史窗口，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继续积累，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将危及改革开放3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