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是三中全会的关键
那么什么才能决定三中全会的走向？回顾历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是决定性因素。几次关键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所做的事情是反思文革，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际上为“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雾障。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江泽民在1991年秋冬主持召开了多轮专家学者座谈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头脑风暴。吴敬琏等学者力主市场经济，但却被一些保守人士攻击为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改革派遭遇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关键时刻，《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组文，对保守势力进行了回击。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挑战，并进行了改变中国走向的南巡。所有这些都为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下重启改革，尽管已是社会共识，但改革前景却不容乐观。原因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面临的是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其中，国企改革、“政府的父爱主义”、完善法治则是最需要思想解放助推的三大关键点。
其一，尽管国企垄断、与民争利、腐败引发了民众广泛的不满，但还是有些人以国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和执政基础为由阻挠国企改革的深入。
其二，由于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政府存在严重的“父爱主义”心态，不够相信市场的力量，害怕风险、抵制放权。不突破这一观念屏障，就难以实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难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也难以根除对民营企业的体制性歧视。
其三，尽管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但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现象却愈演愈烈。在重庆唱红打黑中，司法体系俨然沦为地方领导人的个人工具。其原因在于司法体系独立性的缺失。实现司法独立的关键，在于重塑法律特别是宪法的尊严。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言：“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是赋予宪法生命力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