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中全会里的中国改革
从著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和改革成为这一会议的主题。
每次“交班”年的三中全会，往往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从1990年代开始，非“交班”年的三中全会，通常聚焦于农业主题。
三中全会，指当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一会议极为重要。自从1978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文革”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中国的增长周期真正开始。
此后，经济与改革成为这一会议的主题。诸多重大改革，都出自这个通常在秋天召开的会议。每逢中央领导“交班”之年的那次三中全会，往往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从综合主题到聚焦经济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10次三中全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三次：七届、八届、十届三中全会。此时并未形成鲜明的“经济”、“改革”主题，而多与当时时代背景以及党的工作相关的综合性会议，“纲领”性地位也并不凸显。
例如，新中国后首个三中全会的议题就比较综合。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等。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整风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邓小平所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对大字报的作用进行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9个月后即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更是一场揭批“四人帮”，结束“文革”，确立新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性”会议。
第二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和改革成为主要话题。这往往被称为“新时期”的三中全会，目前可见的文献研究和回忆录也集中在这个阶段。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个阶段分为改革的初始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
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召开的三次，贯穿着1980年代的改革热情。
被中共党史认定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推上新时期历史的高点，似乎带有某种偶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一文中回忆称，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转折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
六年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将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邓小平试图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次尝试。在会议召开前的6月，他就已经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
其时正值改革热火推进中，邓小平在当年的国庆阅兵中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标语。
到1988年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时，虽然距离上一次三中全会仅有4年，但改革的内外部环境和社会舆论已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改革在城市中推进，官倒、腐败和价格的上涨，使社会矛盾加剧。1988年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当年的“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当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到下半年，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激化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等寻租活动蔓延，群众不满，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到8月份，刚刚开始的价格闯关失败。最终在1988年激化成抢购风波。
十三届三中全会，即在此种背景下召开。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告称，“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紧推进”。
整个1980年代召开的三中全会，处处显露着改革初级阶段的激情和粗糙，各环节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和争论中，并未呈现出“统一”的规律性。
而从1993年的第十四届开始，三中全会无论从主题、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性。“相对来讲研究的内容和主题是相对集中一些，以经济和经济改革为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认为。
这个阶段的三中全会，每到“交班”年，均会推出一个事关改革全局的纲领性文件；而两届领导班子之间的会议，均选择了与农业相关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