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出笼时，客观讲时任安东院长起了关键作用。”见证了整个陕高院GPS推广使用的尹富民如此认为。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身为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安东，今年主要利用节假日深入社区调研111次，另外走了53个派出所、交警队、戒毒所和58个其他社会单位。
“没啥妙招。其实真知灼见就在人民群众中。”谈及调研，安东如此认为。原来，GPS在陕高院的落地生根，也缘于安东的一次调研。山东一基层公安原本主要用于应急指挥统一调度的GPS，被陕高院借鉴用来重点发挥对公车的管控。
“领导就要既敢于在大事上谋划，又要善于在‘小事’上入手。”这是安东时任陕高院院长时对基层干部提出的要求。
按照陕高院现任院长阎庆文的理解：GPS的实施，实际上是变滞后的制度管理，为前置的源头上的管控。实质是通过以“车管人”的“倒逼机制”，实现警容警纪的彻底好转，以警容警纪的好转实现后勤保障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以后勤保障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来换取司法审判与执行的“效率与质量”，最终实现司法为民的“公信与公正”。
整个2010年，陕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往来于高院与陕西省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谋划”奔波。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陕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带领设备技术提供方，兵分三路同时在陕北、关中、陕南组织安装，到8月底统一安装基本结束。原本计划600万元实施的GPS方案，精打细算下来，470多万元就实现了。
“说没阻力不客观，尽管宣传动员，全省2680多辆车第一次安装时还是有300多辆没到位。”尹富民回忆道。
逃避GPS安装监管总有理由，但陕高院也见招拆招。有的法院讲，是快要报废的车辆了，不用安了。好，陕高院就要求立即将警车牌照交回。再找借口拖延，你年终总要审车吧，陕高院规定不安装就不给签字审验。加上陕高院分组派人检查督促，到2011年年底基本上全安装了。
陕高院新院长阎庆文上任后，借助管理信息化强化了GPS对车辆的管控，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机构，明确管理责任与管理主体。
2012年年底，为进一步加强GPS对公车管控的领导管理，陕高院下发红头文件，明确成立了法院系统公务车辆管理组织机构。机构确立了由高院纪检监察主要负责人与各地市中院主管副院长组成的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常设在省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14名工作人员负责全省法院公务车辆的日常管理工作。
“过去基层法庭对公车的管控，实际上全在庭长一人。现在GPS的总台、分台、支台三级网络监控设置，将过去公车具体运行的一级管控变成三级管控。管理的升级，将公车运行管控，由‘办公室’管理变成‘现场’管理，由‘事后’管理变为‘源头’管理，而且管理效率大大提高。”身为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办公室主任的张红，声称自己就是“生产力大大解放了的受益者。”
与神木法院相似，作为陕西另一业务量较大、工作最为繁忙的基层法院。张红坦承，未央区法院从2008年开始，由全省倒数第一，发展到记二等功、一等功，再到现在被评为全国优秀法院，在这两年基本上每人3天就要平均了结两起案件的紧张氛围中，与GPS管控实现了后勤保障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密不可分。
“我国的公车司机是一群特殊阶层，如果管控松懈，加油啊、修车啊、公车私用啊有好多猫儿腻！再如果司机成了领导的专职司机，司机的权力和利益会被进一步放大。陕西高院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司机和特权之间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了一道隔离墙，斩断了公车用车者和特权的联系。”曾经调研过陕高院公车改革的陕西省纪检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如此分析。
“所以回过头来看，当初出现在高院内部的阻力也是正常的。因为改革动了他们的奶酪。加之，GPS的推广依赖于办公信息的自动化，警车的使用、管理全部出现了变化，包括用车申报，都依赖于无纸化的网上操作，使得司机、用车人、审批人三级主体，无论是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作风都得适应新的变革。GPS的推广，是一场变革，也是一场公车办公的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能使警车回归‘公车要公用’的原始本位。”陕高院办公室主任邓峰彬如是说。
